格局 – 笔记

他们都十分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有非常明确的方向，然后用正确的方法沿着这个方向坚定地走下去。他们并不贪图步伐有多大，但是因为从来不去做（或者很少做）南辕北辙的事情，反而总是先人一步到达终点。相反，一事无成的人常常跑得很快，却在锲而不舍地兜圈子， 或者受到环境的诱惑而不断改变方向，甚至干脆背道而驰，几年、十几年后回头看，又回到了起点。

格局大的人追求的是重复的成功和可叠加式的进步，格局小的人满足于自己某件事做得快、做得漂亮。

说除了要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外，主要是每往前走一步，都要聚集足够多的势能，让每一次进步都成为下一次进步的基点，而不是每一次都要重新开始。

要做到高速率、可叠加式的进步，关键是做减法，懂得放弃。放弃森林中各种小岔路上风景的诱惑，才能更快地到达目的地。

一个青年人，如果能坚持做到高速率成长、可叠加式进步，即使起点低，即使30岁还不富裕，10年后的成就也是不可限量的。

掌握好节奏是必要的。不懂得把握节奏的人，会因为一次失误失去之前的全部收益。这一点也会体现在本书内容中。

如果用10个字来概括获得大格局的方法，那就是位置、方向、方法、步伐和节奏。任何人，不论起点高低，只要能认清自己的位置，找准方向，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提高进步的速度，同时把握好节奏，几年后就会看到一个格局比今天大很多的自己 ，一个让自己感到不枉此生的自己。 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分布不均等；信息不再饥渴，而是已经过载。学习如逆水行舟，但信息汪洋，怎能乘独木舟？因此，你需要用信任来过滤信息，站在时间源头，看潺潺溪流，肆意大海。

即使无神论者心里也有自己的上帝 一 它可以是头顶的星空，也可以是心中的道德。总之，那是超出个人能力之外的力量。只有敬畏这样的力量，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

在工作中，主动性不仅体现在像老黄牛一样把本职工作做好，还要主动和领导沟通，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任务。

一个主动工作的人，不仅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管理好自己和下属，还要善于“管理”自己的上级。

对于那些人们都觉得好的事情，我会格外小心，因为我们可能忽视了它们的问题。为了避免认识盲点造成的灾难，我总是要多听一些意见，看看有没有疏漏，以免掉进坑里。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会分析那些令人担心的情况是否很可怕；如果很可怕，就一定要找到防范措施后再开始实施原先的计划。

在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之前绝不贸然行事。

在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之前绝不贸然行事。比如，如果我们基金的所有合伙人都觉得某一个项目好得不得了，需要马上投资，我就会特别小心，因为这说明两件事：其一，我们的见识不够，可能有些东西没有看懂、看透，有点盲目乐观，因此发现不了问题，而不意味着项目没有问题；其二，投资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再去投资通常是做所谓的“接盘侠”

“众利勿为，众争勿往。”

在中国，好大学都长一个模样 —— 争的都是科研经费多少、论文数量、院士人数等。如果把中国名牌大学简介中关于地点和校名的短语用“某地某校”替代，那些介绍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们常常认为研究型大学就是好大学，于是，二流、三流的大学都想把自己建成研究型大学，这种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违背了“众争勿往”的原则。 美国的好大学则不同，每一所学校都强调自己的特色，排名前25位的大学都不同。它们在设置学科时会考虑必要性，会考虑某个学科是否已经有太多学校设立了。

我以前也喜欢凑热闹，觉得别人都做的事情一定有道理，自己不做肯定会吃亏。但现在，我渐渐习惯先听反对意见，把各种可能的坏消息都考虑到了，再决定是否要做。因此，如果一件事大家都觉得有好处，我通常就不做了。那些事情，要么有大家都没看到的风险，要么众人都觉得有利可图，其实已经没有利润空间了。

第一，如果同事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我们的论文，我们一定要在作者中加入他的名字。 第二，如果我们和同事在吃饭或开会时谈论过论文里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在论文中对同事表示感谢。

为什么我坚持每个人都要分享利益，感激他人的贡献呢？因为一个大型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

在美国的公司里，决策过程常常是这样的：具体负责人会先征求上下左右一些人（并非所有人）的意见，拿出一个方案，大家讨论一下，主要看看有没有遗漏，有没有质疑的声音。如果有遗漏，就把遗漏补上；如果有质疑，就评估一下质疑是否有道理。补上遗漏之后，通常就不需要再讨论了，负责人自己就把这件事情决定了。否则讨论来讨论去，总会有人不满意，永远没有穷尽。

大家毕业后到了一个好单位，这是一件大好事。当然，并非一直都会顺利、开心，有时同事会排挤你，有时上级会不公正。但是，如果这家单位值得你为它工作，遇到的麻烦就属于“小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能因为一件坏事把所有的好事都否定了。

戴维让乔纳森讲话轻声一点儿，乔纳森辩解道：“我前几天听你讲话调门也很高。”乔纳森其实是在强词夺理，而戴维处理得很好，他只是说：“你提醒得很好，如果下次你发现我讲话调门高了，请给我指出来，我一定注意。但是，今天你的调门确实高了，这件事和别人调门高不高无关，请你注意。”

我们要做的是超过他人的长处，而不是满足于超越别人的短处。

人贵在自知，知道自己的长处，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至于结果是好是坏，不妨泰然处之。尽人事，听天命。

美国人在成功后大多会感谢上帝，或者感谢命运，认为是命运的垂青使自己成功。我们中的有些人过去对上天还有所敬畏，现在连这点儿敬畏都所剩不多了 ，一旦成功就觉得是自己了不起。

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事情，也不会因为那些事情利益大、诱惑大而勉强承受，这是智慧的表现。当然，听天命还必须尽人事，曾国藩的努力是出了名的，这点大家都知道，自不消说。不仅对自己如此要求，他对孩子也是如此。作为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传统知识分子，曾国藩并不精通天文历法，不懂外语，他以此为耻，所以他让儿子们学习数学和外语，这是尽人事的行为。最终，他的长子曾纪泽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在与沙俄的谈判中为中国争得了巨大的利益，这是尽人事的结果。

很多时候，努力未必能有回报，但是不努力一定会后悔，最后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稳得的报酬。凡事要尽人事，但是也要听天命，

别人越是抬举我们，我们越是要小心。一方面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值提高了，另一方面会有人妒忌。如果自恃得宠，动不动就发脾气，那就更不好了。

那些改变世界的科技成就其实是时代的必然产物。而改变历史的科学巨匠无一不是了解了那个时代的条件，把已经准备好的先决条件凑在一起，才创造出先前没有的发明或者新知的。

相比莱特兄弟，和他们同时代的人在研制飞机时做的准备工作显得十分不足。在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后的10年里，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发明家在发明飞机，但是依然有很多牺牲。那些令人遗憾的失败，大多不是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工作方法导致的。很多人没有做好准备就匆匆忙忙上天试飞，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不是他们运气不好，而是“命”不好，这个“命”是由做事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决定的。

古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讲过，“一个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意思是过去的时代永远不可能重来一次。但是，世界上毕竟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比如，我们对世界的信心，在不同环境下做不同事情的原则，以及专业的做事方法。

怎样才能斩断厄运链呢？方法很简单，只要记住“止损”和“认命”这4个字

如果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自己的那点儿所得不过是上天的恩赐，得到了固然可喜，得不到也在情理之中，就愿意割舍，也就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掌握好节奏。人在忙碌的时候，很容易忘掉忙碌的目的，最后反而离目标越来越远。从忙乱中退一步，思考一下目的，能省掉多余的需求和行动，减少不必要

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好事情，是因为我们太匆忙、太着急，以至犯了太多原本可以避免的错误。

有人认为，人类所谓的文明进程，其实是付出了无休止劳碌的代价，才得到一个物质日渐丰富的社会的；除此之外，很难说我们是不是富翁。为了活得轻松一点儿，人类发明了很多机器，让它们帮助我们做事情。但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的结果总是财富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压力更大了。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为机器的异化 （ 或者叫“劳动异化”的第一个层次），即原本应该成为机器主人的我们，最后成了机器的依附者。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只要把做事的节奏慢下来，先动脑，再动手，把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从任务清单上删除；在做事的过程中按部就班地把事情做好，不要开了很多头却不结尾；做完事情，审视一下自己的得失，评估一下效果，以备将来参考。这样，效率自然能提高，收益也能随之而来。

甚至有些人在陷入“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怪圈后，听不得成功者的经验，反而倾向于求助认知水平和自己相当的人，或许这样能让他们不自卑吧。

定式思维是思考的基础，不应该一概否定。婴儿没有定式思维，是因为他们不能思考。但是，当一个人由于思维定式陷入窘境时，它的害处就会超过它的益处，这通常发生在变化不连续，或者虽然连续，但方向和之前相反的情况下。

站在人一生的时间跨度和整个社会的范围来看，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重要，更不能和生活相比。世界上绝大部分事情没有张三去做，自然有李四做，李四甚至会做得更好。

中国人喜欢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西方人则会将他们视为上帝赐给自己的礼物。既然是私产，就会随心所欲地处置；如果是上帝的礼物，则要呵护和尊重 —— 这在心态上会略有差别。我是在美国抚养孩子的，或许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多些，我更多的是享受她们成长的过程，而不是要求她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享受孩子的成长过程时，我们就能由衷地感到幸福。

在环境之外，幸福更多的是自身能够把控的。除了有基本的物质保障（并不需要盖蒂那么多的钱），幸福首先来自人们自身有脚踏实地的梦想，这个梦想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并且能付诸行动。

面试官在工作之余花时间面试他人，并非想过一把当老师的瘾，而是希望招一个能够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事、下属，有时候甚至是上级。那么，他们会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呢？一定是彼此有很多共识，能够在同一个知识层面长期交流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面试官为了找出合适的人，通常采用提问的方式，甚至出考题。如果面试者

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要复述一遍问题再回答。

有经验的面试者会主动寻求帮助，比如询问能否给一些提示，而没经验的人会自己死磕。面试官更喜欢哪一种面试者呢？通常是前者，因为在工作中，遇到不会的情况向别人请教，然后把问题解决，并非一件丢脸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闷头干半天却什么都做不出来，反而会耽误工作。

面试其实是实际工作的一次预演。一个人能够在第一时间理解领导和同事的意图，独自圆满地解决问题固然好，但更多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和别人讨论、交流，越来越深刻地理解问题，找到越来越好的答案。这才是最有效的工作方式。能够以这种态度工作的人，也是容易合作、具有团队精神的人。面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找到可以一同工作的人。

所有人都喜欢买东西，而不喜欢被“卖”东西，我们与其“求”人，不如让对方看到我们的价值，产生主动邀约的愿望。不仅在求学或求职时如此，与人交往的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具备这种主动精神。

好的面试者会介绍一两处自己身上最能吸引对方的特点，而且是简历中没有传递的信息。

面试者如果想夸奖自己，一定要用名词，而不要用形容词。也就是说只列举自己做的事情，而不要往自己身上贴带有褒奖意味的标签。比如，我们可以说“我在过去两年里将公司的销售额提高了三倍”，但不要说“我在销售方面有天赋”。

面试者可以先说“你们的产品 —— 先肯定对方永远会获得加分。接下来，可以说一些铺垫的话，比如，“我下面这些想法不知道是否靠谱，或许很多想法你们已经考虑过了，不过我还是讲出来”，再说出自己的想法。无论这些想法是否靠谱，面试官都不会反感。因为，如果讲得不靠谱，面试官会想，本来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就没有我们多，能想到这些也算是动脑筋了；如果讲得靠谱，面试官会更高兴。

被动恳求对方录用的心态常常是失败的原因。好的求职者会让用人单位觉得他可以给单位带来价值，有助于单位的发展，同时让周围的人感到愉悦。

求职者要避免将自己打造成十全十美的人。我们都清楚，世界上很难有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人过分掩盖自己的短板，反而会让自身的一技之长显现不出来。而且，除了招聘高管，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一技之长，而不是数量很多的平庸技能。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面试者要让用人单位相信自己是一个能够快速学习的人。毕竟在今天的世界里，变化是常态，很少有人能固守一个技能吃一辈子。

对于有经验的求职者来说，要把重点放在职级谈判上，而不是薪酬谈判上。

面试的核心是有效沟通，并且通过沟通展示自己的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回答问题。

任何公司都需要兼顾三方面的利益——员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和投资人利益。但是，这三者常常无法兼得，

像星巴克这样以员工为优先的公司还有谷歌、腾讯、基因泰克等

选择顾客优先的好公司也有不少，比如亚马逊、阿里巴巴、美国运通等

还有一种公司，对投资人很好。这种公司很多，巴菲特投资的那些公司大多如此，比如IT行业的IBM、英特尔和苹果等，它们总是不断地派息、回购股票。对巴菲特来讲，它们就是“现金奶牛”

张老师给学生上课，就和学生之间天然地形成了一个信道。而这个信道存在带宽，慢班的带宽窄，快班的带宽宽，张老师不能按快班的带宽速度给慢班传授知识——因为超出了信道的容量。

我在学术会议上就经常见到这样的报告者，他们准备了太多内容，试图通过加快语速的方式在12 〜 15分钟内全部讲完。最后参会者听得索然无味，学术交流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中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培训，就是培养博士生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其核心思想就是让博士生做学术报告，而且一次只讲清楚一件事。法学院、商学院在培养律师和MBA(工商管理硕士）学员时也有类似的训练。 那么，信息通道的带宽由什么决定呢？香农指出，带宽等同于信息传递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互信息”。通俗地讲，双方对所谈论的事情在理解上的一致性越高，互信息就越大，带宽也就越宽。继续以上面的故事为例，快班的学生有较好的基础

香农指出，带宽等同于信息传递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互信息”。通俗地讲，双方对所谈论的事情在理解上的一致性越高，互信息就越大，带宽也就越宽。继续

在一个组织内，比书更有效的拓宽沟通带宽的媒介是文化 —— 企业的文化、企业的使命，以及所有人对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认同。有了高层次上的认同，大家在具体问题上的沟通才会顺畅。

交流的目的不在于传递出去多少信息，而在于对方接收到多少信息

少数权威人士的意见——无论正确与否——远比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所代表的正确意见更能广泛传播，也更能影响他人。因此，在一个组织中，让别人感觉到意见的权威性，远比这个意见本身更重要，也更能让提出意见的人逐渐树立起权威。 意见的权威性来自哪里？主要来自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方面很容易理解，如果我们能够提供置信度足够高，又与他人不同的意见，这是最能够打动人的。但遗憾的是，除了科学性观点，大部分意见都很难被客观地衡量好坏。因此，对权威性的主观感觉就占了上风。 如果我们自己不是权威，怎么才能让别人感觉我们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呢？很多人会引经据典，但那些经典所说的事情和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未必直接相关。比如，有人希望公司的决策能够民主一些，就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说法。但那些贤者所说的是公权力，和公司管理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引用的说服力就很有限。事实上，大部分人能够做的，就是用一种让人觉得最可靠的传播渠道将信息传递给对方。当然，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支持你的权威，让他配合你的行动，效果会更好。 什么是最可靠的传播渠道呢？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它不是任何基于新技术的沟通渠道，而是最传统的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以研究行为心理学见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J.希勒（RobertJ.Shiller)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94%的人购买股票的决定，根本不是根据报纸或电视上的新闻，而是亲朋好友的推荐。在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后，罗伯特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面的口头信息传递对决策的影响力最大。

在单位里最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是面对面的对话，而不是发邮件、发微信，也不是写逻辑严谨的报告，这是有效沟通的原则。

好消息要当面通知对方。如果做不到，至少要用电话通知对方。如果电话找不到人，那就给他留言或者发邮件，表示想约他当面聊一个好消息，而不要直接通过邮件告诉对方好消息是什么，更不能用微信这类让人感觉不具有权威性的即时通信工具

如果你是下属，想让领导知道你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写邮件时只要告诉领导有好消息即可，然后约他当面汇报，不要在邮件中透露太多细节。在邮件中将细节告诉对方的坏处是，信件式的信息传递效果没有当面口述好，领导的印象也不深刻。更糟糕的是，你报喜的邮件可能被淹没在他要处理的诸多公文中 （ 包括微信），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对于坏消息，使用什么通信手段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负有责任，需要解释，就不能用邮件通知，比如解雇下属。男女朋友分手，更不能在微信上扔下一句话就完事，一定要当面做了断。当然，

主观的事情要尽可能面对面沟通，客观的事情则可以用邮件。凡是涉及很多主观看法的事情，最好不要用邮件，更不要用微信沟通，因为主观的事情需要通过交互对话才能说清楚，才能影响对方。更重要的是，由于看法是主观的，最好不要给对方留底，以免将来被翻出来造成麻烦。

大部分时候，在和客户谈完合作之后，我都会用邮件让对方确认我们谈过的内容，以免对方赖账。但是还没有谈定的事就不要发太多备忘录，以免言语有不当之处，被对方抓住把柄。

涉及法律问题的事情（比如专利），或者讲竞争对手坏话的言论 ，一 定不能有文字记录，以免将来到了法庭上成为不利的证据。当然，告同事状、向领导诉说委屈这种事，就更不要留有文字记录了。

约人说话的时间也很有讲究。如果下属想约领导说话，不妨挑晚一点的时间，即使快下班也没有关系，因为领导通常走得很晚，他还会觉得你工作很卖力。当然，也可以约一大早的时间。反过来，如果领导总是约下属晚饭后谈工作，则显得刻薄寡恩。

腐食者不会攻击什么样的人呢？就如同秃鹫不会攻击健康动物，做空者不会做空牛气冲天的股票一样，腐食者不会主动攻击那些根基牢固、风头正盛的人。在单位里，有的人即使暂时落魄，腐食者也知道他将来必定能东山再起。腐食者不仅依然对他比较客气，甚至还会帮助他（如同在股市上抄底一样）。反之，如果腐食者认定一个人永远不会有大出息，在需要找一只替罪羊的时候就会对此人出手，各种倒霉事就会落到这个人头上。

管理者的地位常常取决于团队的规模。

因此，如果想换部门，最好在单位比较景气的时候换，而不要选择它风雨飘摇的时候。领导者在遇到必须裁员的压力时，除非他已经考虑好了要淘汰的人，否则最不得罪人的做法就是让新 人离开 。

善良的人会从你的最大利益出发，对你好；小人因为怀着非常自私的目的，只会利用你的一个或几个弱点，让你获得一些局部的小利益，但损害了你长期的、根本的最大利益。

看待一个人时，不要光看他对我们怎么样，还要看他对待周围的人怎么样。

对于智者，我总是对他们带有敬意，对他们的行事方式、一言一语格外留心，力争将他们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并且在行动中一点点改掉我不良的思维方式和倣事习惯。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在见识和能力甚至运气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

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本杰明•富兰克林讲过一句非常精辟而富有哲理的话：“一个帮助过你的人，比一个你帮助过的人，更愿意帮助你。”

因为那时我并没有在哪个领域做得非常精深。我的工作由别人来做，效果也是一样的，而我追求的是一种最好只有我能做，别人难以胜任的工作，也就是要体现出我的不可替代性。这样一来，我的价值才能真正得到体现。于是我回到清华，做了王老师的研究生。

但事实证明，早一年或者晚两年毕业没有太大区别，要不是他们逼着我养成很多好习惯，我就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就注定我一辈子是辛苦的。

他们，而且发自内心愿意接受他们的指导。每个人都有导师 ，一个人能从导师身上得到的收获和自己的态度成正比。如果将导师看成管我们的领导，我们可能会把很多心思用于应付他们交代的工作，甚至和他们钩心斗角；如果将导师看成自己的引路人，我们就会主动从他们身上学到美德和智慧，让自己变得更好，甚至超越他们。

不要为了省那些不太值钱的东西，把事情做得不漂亮；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避免为次要的小事费心。

人立于天地之间，必然有出路。有了这个自信，我才敢一会儿离开这个单位去读书，一会儿离开另一个单位去做自己的事情。我在社交网络上有一句签名：千山我独行（不需相送 ） 。我并不是要独来独往，而是不介意孤独，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随大溜。这是第欧根尼给我上的第一课。

人有了立于天地的本事，才能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否则不论地位多么高都是奴仆。

人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绝大多数事情是可做可不做的，因为它们除了帮我们获得一些金钱（有的甚至连钱也得不到），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力。

虽然历史书上记载了那些所谓影响国运的大战，但百年后冷静地回顾一下，输了或赢了对那个地区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要对我表达善意，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占用我的休息和工作时间

A君说，自己的命运其实在他把高中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高考上时，就已经注定了。虽然后来他到了北京，努力融入了北京的生活，但是在深度接触后，过去留下的缺陷还是能够被别人看到。有些时候命运是公平的，当我们只关注高考这一条捷径时，当我们自以为只要善于工作就有远大前程时，我们可能牺牲掉了对自身素质的综合培养，包括对人的洞察力。

博雅教育就是针对这些自由民进行的素质教育，奴隶是不能学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具体做事的技能，奴隶和自由民都可以学习。

大家要读的不仅是《红楼梦》，还有梁实秋、张爱玲、鲁迅等人的书，狄更斯、雨果、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夏洛蒂•勃朗特、简•奥斯汀等人的书也都应该读。

大部分家长总是在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们描绘一个超级美好的未来，设计一个不切实际的人生。比如，告诉孩子只要好好学习，就能有出息。但是，哄孩子读书容易，兑现将来的承诺却不是家长和老师能办到的。孩子最终能走多远，不取决于父母给他们描绘的承诺，而更多地取决于他们自己在不停往前走方面有多大的意愿。

成就的多少至少取决于三个因素：做事情的速度或做事情的数量，每一件事的影响力，以及做事的成功率。

想成为一个优秀工程师，就需要养成关注量级的习惯。在计算机科学中，采用两个不同量级的算法做同样一件事情，运行时间有的可以长达人的一辈子，有的只需要几分钟、几秒钟，差别就是这么大。

假如一个人匆匆忙忙做5件事，却一件都没有做好；另一个人专注做一件事，但是做成了，后者的成就是前者的无穷倍。人这一辈子，不在于开始了多少件事情，而在于漂亮地完成了多少件事，这一点我在前文提到过。

对一个人来讲，如果一辈子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没有影响力的事情，还不如认认真真做好一件有一定影响力的事情

对大部分人而言，10001>10000。一个人有了1万元，再给他1元，他也会拿着，因为蚊子虽小也是肉。但是对合格的专业人士来讲，10001和10000是一回事，他们不会做画蛇添足的事情。这就如同一个橘子再加上一粒芝麻，和原来的橘子相比没有什么差别一样；有时候，多看芝麻一眼，反而可能把橘子丢掉了。

在计算机领域,一个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会想方设法从量级上改进方法，因为这样的收获是几百倍、几万倍，甚至更多。而只有上进心、没有学到工程思维的工程师，则要每天挤时间多工作一 ，一 粒芝麻和一个橘子相比差得可远了，更无法和西瓜相比。

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在做事之前，会梳理出一个做事清单，按照重要性和影响力的量级排序，然后集中资源把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事情先做完。至于无关紧要的事情，可能直接从清单上删掉。没有经验的人则是什么事情先来就先做什么，以至做了很多费力而没有影响力的事情。

一辈子做不出成就的人并不少。这并非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低，只做简单的事情，反而是因为自视过高，不愿意从小事踏踏实实地做起。一事无成后，那些人无一例外地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即便是聪明人中的聪明人，如果好高骛远，成功率也会降为零。再大的数乘以一个零，结果还是零。

我曾分析过，为什么很多明星媒体人创业都不成功 ，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完成从知名媒体人到电视台台长的转变。量级没有上去，最终只能在同一水平上重复。

不要醉心于重复做很多影响力微乎其微的事情，否则即使再努力，也难以有大成就。

所谓最具普遍意义的通向成功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就是搞清楚做事的边界或者极限，搞清楚做事的起点以及从起点通向边界的道路。

找不到上下两条线，是蛮干、傻干；找不到第三条线，永远只能纸上谈兵。

专业人士通常有着良好的训练，下面的一条线基准较高，也清楚上面的一条线在哪里，缺乏的可能只是第三条线，即从下往 上的那条斜线，他们要做的就是沿着那条线往上走。

朋友一起做事，原本是一件好事，但结局常常是事情没有做成，朋友也做不成。这并非谁有失道德，或者人品有问题，“共患难易，共富贵难”本来就是人的本性。如果不想失去朋友，在一起做事之前最好把利益的分配讲清楚。对于大多数未必需要一起做事情的人，做朋友时要坚持原则，就如同合伙做事前分清楚利益一样。同事之间，哪些忙可以帮，哪些不可以帮，需要给对方一个清晰的预期，否则失去朋友是早晚的事情。

如果你能想得起还，最好两三天就转账给我。如果两三天后还想不起，就不要还了，这点儿钱对我并不重要，免得你每次见了我都不好意思。

大部分私立中小学要求学生穿校服，不仅为了整齐好看，也是为了让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感到平等。

悲观主义者时常会想，世界很糟糕。怀着这种想法,当悲剧或者厄运真的发生时，由于在预期之中，他们会觉得打击不那么痛苦。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防御性悲观。然而，悲观主义虽然能够减轻痛苦，却不能解决问题。悲观主义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恐惧未来。虽然它促使人们小心谨慎，但会让人瞻前顾后，失去应有的机会。

如果一个人说人类大难将至，说不定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类似地，如果我说人类对全球变暖的担忧有些过度，会被骂成无知和没有责任感；如果我装出对海平面上升的担忧，会被认为有悲天悯人的良知。这刚好印证了哈耶克的那句话：“（我们）对进步的善行怀有信心，反而成了心灵浅薄的标志。”

我有一位朋友是物理学界的新锐，针对量子霍尔效应发表了很多论文。他告诉我，如果一个人想在理论物理学界出名，那么众人都说“一”的事情，那个人一定要说“二”。我问他，这样一来结论不就错了吗？他说没有关系，关键要在逻辑上站得住脚，这样众人就找不出毛病。如果这个人很幸运，保不齐哪天大家原本以为是“一”的事情真变成了“二”，他就得诺贝尔奖了。

一个人但凡做一些看似毫不着调的事情，背后的原因都和对正规的途径失去信心有关。这就如同伍子胥讲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

在智能化到来之后，人们整体的工作时间必然会缩短，更重要的是，人类比过去有更多选择做事的自由。在农耕时代，大部分人的工作就是种田；在工业化早期，大部分工人都在生产线上。就业多样化，不过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才有的事情。

有些人问我，如果当初留在清华，现在会怎么样？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人要往前走，每一章结束了就翻过去了。对于未来会比今天更好这件事，我是有信心的。既然相信这一点，就要耐心地、按部就班地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乐观主义者往往不会杞人忧天，安下心来把事情做好，自然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未来，做事的时候把握常态是关键。到底什么是常态，什么是非常态呢？

为人处世，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走正道，不要总想着出奇制胜，特别是在未来非常光明的时候。很多人总想抄近道，占别人一点儿便宜，觉得这样才能走得更快。其实这种想法只会导致不断兜圈子、走弯路。

如果我们认定未来是光明的，就该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那样成功就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年轻的时候好好读书，毕业后努力工作，有了钱理性投资，是所有人立足的根本。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了解我们的社会，了解我们的未来，相信未来有的是机会，然后静下心来，成为一个乐观派、实力派，这样，成功的概率要大很多。

希腊人建立如此多的殖民地，是为了促进贸易而不是经营土地，因此他们从不占领内陆领土。此后的海洋文明国家通常也不喜欢大片占领对方领土或者灭国，这一点和我们熟知的在欧亚大陆上时不时以灭国为目的的征伐有很大不同。

中国和古希腊的神都是拟人化的，具有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没有一神教中神的庄严和荣耀。因此，在那些宗教看来，古希腊和中国的神只能算是“超人”，而非造物主和宇宙的主宰者。也正是因为没有了神对人的控制，古希腊和中国才能发展起以人为本的文化

强盗和文明人的区别了。两者的区别在于文明人懂得守规则，强盗不明白守规则可以带来长期的利益。当我们想要破坏规则的时候，想想我们是否会在广汉土匪面前感到汗颜，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派和希望无条件全球化的一派争论的焦点，其实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到底是贸易重要还是制造重要。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就是由谁来制造之争。

现在大家需要的是理解和接受商业文明中恪守信用、分工合作的精神，同时切忌被贸易红利冲昏头脑，像现在很多希腊人那样不事生产，甚至寅吃卯粮。

世界的文明从古代开始有两条主线，即以农耕为主的大陆文明和以商业为特征的海洋文明。进入近代后，前者体现在重实体经济，后者体现在重贸易。

有了权力中枢，还需要有层级森严的组织结构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样才能一级级地管理贾府那样庞大的家族。在这样的组织里，人是不能讲究平等的，否则就没有凝聚力；如果讲究平等，像贾府这样几百人的大家族早就散架了。中国过去的大家族一旦分家，基本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现在中国效率比较高的企业也没有赋予员工太多的权限，这才保证了执行力。

自给自足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我深深体会到来自两种文化背景的人在这方面的差异。在美国，借钱找银行，该付多少利息就付多少;有问题问专业人士，该付多少咨询费就付多少，这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解决难题的方法。但是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能不求人就不求人，即使求人，也是先考虑向亲朋好友、同学同乡求助。这种不求外人、不想受别人控制的思维方式是农耕文明的产物。

东亚国家的人喜欢讲人情、讲情面，有事私下里商量；也相信所谓的丛林法则，喜欢把本可以通过妥协达成一致的事情，变成你死我活的争斗。

西方和中国的很多矛盾并不是在经济上达不成利益妥协，而是难以理解对方的做事方式

在这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平民和贵族暗地里的竞争，在大多数时候体现出双赢的平衡结果。一方获得了所需的金钱，另一方获得了想要的地位。但是，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而决定胜负的是经济的力量。欧洲的崛起从本质上讲，是平民的创造性被释放出来，平民取代了老贵族，成为新时代主人的过程。 为什么欧洲贵族和平民的地位会发生变化？因为前者在坐享其成，而后者在创造财富。当一个阶层可以通过坐享其成维持体面生活的时候，就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世界上已经创造出的财富总是有限的，能积累起来的、能供一部分人坐享其成的更是有限，而未来能创造的财富则近乎无限。掌握了后一种能力的人，最终会从社会的底层走出来，当然，这需要花时间。

相比重贸易、轻产业的海洋文明国家，中国上千年来一直立足于产业本身的发展，只不过过去主要的产业是农业，而现在是工业和服务业。这种文明有它的局限性，但是也有它巨大的优势，就是根基稳固。

伊藤举了深圳和美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为什么深圳成为全世界很多高端硬件产品部件的供应源头呢？因为那里的小企业更愿意承担风险。美国在成长期时，也像现在的深圳那样处处充满风险，当时美国的拓荒者也像深圳人那样不惧怕风险。伊藤认为，现在的美国要想重新取得竞争优势，应该从头再来，回到美国当初的成长阶段。这看似是倒退，其实是进步。

对大多数人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先让自己成为一个专才，之后，如果能发展成通才固然好，如果不能，要具有调动资源的能力，形成优势互补。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优势，是没有人愿意和他进行能力上的互换的。

在系统论出现之前，人们通常认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但是当人们开始研究人体或者社会这一类复杂的系统时，会发现整体未必等于部分之和，优化每一个个体未必能达到整体最优的状态。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的是一个体系，而非一个特别强大的个体;是一套能够保证不断成功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天才个人的行为。iPhone作为一款产品，并非每个主要的技术指标都比竞争对手的产品强，而是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整体上体验最佳的产品。

如果我们承认未来的不对称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就不应该通过算命预测未来，然后笨鸟先飞占据一个先发优势，而是要增强我们的适应性和创造力，去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是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做法。

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改变，而是可以带来幸福的改变。现在很多改变不仅没有增添我们的幸福，还增添了许多烦恼。

现在的很多人（包括一些科技从业者）混淆了技术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应有的位置。技术从来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搞不清楚这一点，就会为了技术而研发技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一个需求可能是刚需，但是这个需求的解决方案（技术 ） 并不一^定是刚需，用其他手段也能解决问题，甚至解决得更好。当我们混淆了手段和目的时，就难免闹笑话。

特斯拉无疑是当时发明家中的佼佼者,不同的是，特斯拉是单纯的发明家而不具有商业思维。他的很多研究工作，虽然想法很好，甚至可以说非常超前，但是因为不切实际，因此最后的结局都不算好。在那个时代，像特斯拉一样的发明家还有很多，他们理解了变革，却忽视了一些永恒的道理。

具体到商业 ，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否可行，并不在于其技术含量的高低，而要看能否让商品更便宜，购物更方便。

真理就是在经验面前站得住脚的东西

如果你想获得大家的热捧，就得做出值得大家热捧的作品来，而不要炒作自己。

广告平台会说，到我这里来做广告会获得很多关注，但这句话如果和广告的效果结合起来，就应该还有下半句 —— 遗憾的是，那些关注真的很不值钱。

什么媒体关注的商业价值最高呢？不是商业媒体，更不是娱乐媒体，而是毫无娱乐趣味的高质量的严肃杂志，平均1个小时可以产生1美元的商业价值。相反，关注八卦色彩较浓的地方小报1个小时的价值只剩下不到10美分了，比电视每小时20美分的效果还差。这个结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是优质的、有自己观点的内容能带来更大的商业价值，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中国的自媒体多如牛毛，很多投资人和我讲不知道该投谁，我说很简单，不要看它们的用户数量，看它们的ARPU值即可。在当下这样一个风险投资资金过剩的年代，通过融资买关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花钱买用户的事情谁都会做，但是能提高ARPU值才是真本事。因此，用这个简单的标准过滤一遍，就会发现很多号称拥有千万用户的媒体毫无价值可言。

提供有用的信息是根本 —— 重点要落在“有用”二字上，而不是“信息”上，因为互联网上从来不缺信息。当然，很多互联网创业的失败者不这么觉得，他们认为自己提供的内容和服务很有用。但是，在信息可以随意复制的年代，创造信息不是什么难事，提供自己特有的、人们原先不知道的信息才有价值，重复别人的内容完全没有意义。

这就是很多互联网公司坚持不了一两年就死掉的根本原因：全世界成千上万家互联网公司的收入加在一起，还没有中国移动一家多。

“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就是蠢材了。”这是因为后两条是重复信息，没有价值。

超越免费不是变本加厉地倒贴钱，而是要找到免费能够成功的逻辑，然后超越那个逻辑。 免费能够成功，是因为过去的一些东西有稀缺性，消费者不得不购买，这时免费就变得特别吸引人。当那些东西不再有稀缺性时，免费就没有意义了。

超越免费的第一条是制造一种稀缺性，而这需要产品、服务本身具有一种难以复制的特性。

当复制可以让大家获得免费的东西时，不可复制的东西才能值钱，才能从根本上超越免费，而具有时效性的东西天然具有这个特点

当满大街都是某种技能的培训班时，这种技能的时效性早就过去了。

既然免费的基础是易复制，那么无法复制又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就不可能免费。个性化的东西，显然是无法复制的。

每次审稿时，我都会发现有些学者的论文真的读不懂，虽然它们有价值。对于这样的论文，就有其他学者将它们重写一遍。在学术界，大家通常读那些重写的论文，而不是原文。

在任何时代，把事情解释清楚这个本领都可以变成一个很赚钱的生意，比如律师的生意，从本质上讲，就是帮助受托人解释法律。到了信息时代，这种需求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现在的很多东西太复杂了，信息量太大了，即使免费，我们也用不好。当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东西时，只好向能够帮助我们使用的人付钱了。

在商业上，虽然免费服务在短期看比付费服务更有优势，因为它不要钱，但是从长期看，免费服务未必有竞争力，因为它们没有收入，难以改进。人通常能忍受短期的痛苦，但难以长时间接受轻微的痛苦。因此，如果一种服务质量不高、不稳定，用户虽然一开始能够接受，但时间一长就难以忍耐了，就会愿意付钱获得稳定的服务，避免恼人的麻烦。

那么，个人未来的数据黏性在哪里？我觉得是可叠加式的进步。很多人担心学计算机专业将来只能吃青春饭，其实，这只反映出那些没有护城河的从业者的现状，因为那些从业者可以随时被替代。但是，少数经验不断积累的从业者如今非常稀缺，无论他们开什么价，都有人愿意请他们做事情。他们一旦离开某家企业或机构，企业或机构的损失就会很大，因为它们已经对他们产生了依赖，这就是个人的黏性。有黏性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的本事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而增长，他们的经验是不断叠加的，而不是简单重复的。因此，与其预测将来哪个行业吃香，不如增加自己的黏性。

一些人在感叹免费的时代挣不到钱的时候，在抱怨人才市场竞争太激烈，自己找不到好的岗位的时候，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世界上每年花出去的钱越来越多，它们都去了哪里？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岗位在哪里？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和对价值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

土地租金是土地使用者支付的价格，它是由垄断性（稀缺性）决定的，而不是由地主在上面做的投资和改良的成本决定的；它的价格受限于租用者（农民）能够承担的价格。

一线城市的住房、好学区的住房，还是当地人购买的。为什么有的人买得起，有的人买不起？因为，李嘉图定律在人这种特殊资源上造成的势差，要远远超过在土地、房屋等方面造成的势差。

随着信息流动性增强以及智能技术的提高，个别能力超强的人可以在技术的帮助下发挥巨大作用，行业里不再需要四流、五流的从业者了。中国的情况也类似，最好的游戏设计者一年能挣一亿元，而大量的游戏设计从业人员收人极低。

在半导体行业的任何一个细分市场内，第一名拿走几乎全部利润，第二名勉强做到不亏损，第三名之后都在亏损。这和农耕文明时代粮食总是有人要的状况完全不同，和工业时代劣质工业品能通过降价销售出去的状况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