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 笔记

二本学生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不少学生认定今天的便捷和丰富理所当然，今天的失衡和坚硬也理所当然，他们不追问高房价的来由，难以感知各类存在的差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网络、信用卡的时代，也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没有房贷、教育成本低廉的时代。他们甚至有意无意地转过头去，从不直面大学毕业的起跑线上，同样年轻的躯体去向却千差万别的现实。他们认定个人奋斗，自动剥离个体与时代的关联,在原子化、碎片化的具体语境中，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被轻易转移到了个体的机遇、命运和努力程度上，个体层面学生与命运的抗争，和整体层面学生无法与命运的抗争，两者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面对连下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知从何而来的困境，我不得不去考虑更多。虽说在校学生应以学业为主，可我为经济、为生活的时间却远远多于学习的时间，此时对我来说，或许生活已经更为重要。我真的不想长大，也不想成熟，可我却不得不比别人考虑更多如何去生活。也曾一遍遍地自我安慰 —— “车到山前必有路”，也一次次劝自己要乐观地面对人生，世上没有过不了的坎，可每次都是在一次次的挫折后发现自己的内心更痛。我努力地去生活，打暑假工、勤工助学、去找兼职，却又发现想要生活是多么不容易，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条件的苛刻，身高、相貌的限制又让我自卑，让我更觉渺小。有时候想到生活的种种，我会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也许，我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的，我本不该来上大学……

最近，找工作找得很累，才发现，原来’安稳’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有多重要，刚毕业还很有拼劲地想着出人头地，现在只想找一份一个月有四五天假放、有点收入有点时间的工作，还想找个男朋友拍拍拖就这样结婚生孩子，平凡地生活下去。”半个月后，她再次告诉我，“但，现在我真的很迷茫，感到很无助。快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每天上网投简历，去面试，失望，身心疲惫。晚上睡不着，害怕明天睁开眼睛又是一天，日子过得惶恐。有时实在太压抑，半夜睁开眼睛大哭，这种景况实在是让人撕心裂肺。有时候，会悲观地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反观别人的日子都是过得那么好，心里也很酸，怎么自己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过得好好的，非得要像现在这样落魄？

当她进入大学的课堂，洞悉现实的真相，她更多的是庆幸，“我曾经痛恨过中国教育，认为是它夺走了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是青年的快乐时光；而今，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我又无比感激它，是它，让我有了通过自己的双手，以笔为剑，拥有看到更辽阔天空的机会”。

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课堂上，学生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质疑发生，他们也不觉得在课堂上的讨论和质疑，应是大学生活的常态。从教十三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他们的平和中正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张扬放肆，构成了鲜明对比。没有一个孩子有过意外的表现，他们收缩起属于青春年代的触角和锋芒，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日渐增多的暗处身影，成为我视野中无法回避的一群。

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总认为通过各种手段，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但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作为中学教育后续阶段的见证者，我目睹孩子们被牵引成长过程中的状态,对此有着深切感受，但家长对此并不知情，中学老师在应试目标的逼迫下，也无法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负更多责任。

最能适应社会现实的年轻群体，往往能最快、最直接地获得较多的发展资源和现实利益。

毕业多年，他性格中的敏感、自尊还是如此明显，没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圆滑一点点。但生活还得继续，尤其在结婚生子以后，看得见的压力和开支，已成为他每天睁开眼就能感受到的现实。经过八九年的摸爬滚打，他深切体会到人必须首先活着、必须为生存打拼的残酷律令，想起在社工机构的多年生活，他不后悔，却觉得遥远而不真实。

他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便不会去尝试那些东西，贫瘠山村给予他的倔强，让他在进入喧嚣的城市后，依然在个体的人格中，保留了一份坚守的稀缺。他始终难以对生活做出真正的妥协，而这种不妥协的结局，落实到个体的生存上，便是看得见的漂泊，和弥散到下一代身上的和他人确定的差距。

他们之所以能在社会立足，并顺利过上让父辈放心、安心的稳定生活，要么是早早认清了现实的规则，顺着社会去经营生活，要么是经过现实的碰壁后，终于认清进入体制内工作的优势，选择毕业后回炉考公务员。

中国乡村城镇化的进程，更多时候，不是在刻意为之的行政意志下生硬地完成，而是渗透进千家万户的细部，伴随家庭的需求和孩子们成长的路径，在不知不觉中自动完成。

正是父母主动融入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孩子们才得以拥有机会获得教育资源，并迈进大学的校门。对梦兰和国伟而言，父母外出谋生对整个家族意义非凡，不但获取了在城里购房的原始资本，为孩子们此后在城里立足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基础，更让他们避开了乡村教育衰败最快的阶段，得以进入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

对潮汕甚至广东的学生而言，极为常见。家里有厂子的，父辈经营得好，子女完成学业后，会接过来成为继任者；家里没有工厂的，相比进一家固定单位，他们更倾向从事商业活动。出生在汕头的大顺，就曾经和我谈起他爸爸的态度，“宁愿开厂，也不愿给别人打工 ”。

独立带来的副产品，是孤独感的滋生。

除了完成工作任务，“学会应酬、说漂亮话，学会左右逢源、处事圆滑”的潜规则，对职场生存同样重要，这对拙朴的乡村孩子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她深谙服务行业的精髓，懂得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知道与人打交道讲究的是一种巧劲，“有时哪怕掌握了再多的理，也应该给别人留个面子，因为这个世界上，只要对方不想被说服，你永远都说服不了他，人家根本不是觉得你的理不对,而是反感你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成熟的处事方式是，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亦要照顾对方的感受。如何在别人不难堪的情况下交往，在说理的同时也不会让对方不痛快，是一门高深的技术,也是一门艺术。”

“年龄困不住一个女人，如果一个女人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独立个体，一个有能力、有勇气、有资本的人，就不会惧怕衰老。作为女人，应该告诉自己，无论到哪个年龄段，你最好的年龄，就是你现在的年龄”。“岁月对女人来说，从来都不是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以男人的眼光来要求自己，是将自己的梦想构建在男人身上，是穿着最时尚的衣服，却有着最传统的内心。”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到死都能优雅，我认为这些是作为一个女人的最大追求。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喜好，有能力去负担自己的兴趣，便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在梅怡的就业观中，她从来没有动过心思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张扬个性、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她自主创业的心理动因。毫无疑问，她的选择，和父母的精神鼓励分不开，也和她大城市出生、长大的见识分不开，更和她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分不开。她不像国伟，大学毕业后，“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家人的生活问题”，也不像志勇，总在梦想和职业的纠缠中，横亘了一个急需他支撑的贫寒家庭。  

她最大的特点，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工作岗位，都能建立起清晰的自我认知，始终知道自己需要并能达成的目标。她不卑不亢，时刻意识到工作中若要获得别人的尊重，自己必须具有相应的价值，单纯吹牛拍马，在“求贤若渴”的三四线城市私企中并不可行。不止一次，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她甚至敢给顶头上司提意见，“胆大，敢慰他们 ”;更重要的是，工作之余，她总是不忘提醒自己加强学习，一有空，就和搭档翻査公司过去的资料，在她看来，“功在平时，不了解历史，就写不出能产生共鸣的文章来 ”。在凌丰公司的两年，是她成长最快的时光，她一直坚信，“从工作获得的成长，不在乎工作时间的长度，而在于工作的深度，以及共事人的层次”。

几乎所有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或金融机构的学生，都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害怕拼命喝酒的应酬，害怕工作业绩不取决个人努力，而是由背景的大小、关系的深浅决定。对出生农村，尤其父母是农民的孩子而言，这种人际交往，更让他们无所适从。国伟之所以离开银行，最大的原因，是难以忍受“天天喝、天天醉，睡醒第二天再喝”的生活。海燕进入清远农信社后，也是“因为性格耿直和朴实，不喜欢应酬，不喜欢陪领导喝酒，不习惯说漂亮话，也学不会职场的圆滑世故、左右逢源”，最后不得不选择后台的“运营主管”,毕竟运营主管的工作，主要还是内部风险防控，不用参与太多的对外营销。但对经商家庭出生的柳鸿而言，并没有这方面的障碍，在小姨的调教下，她早早见过职场的•真相，早就将应酬当作职场的常态，并能及时将这种交际的技巧，转化为工作的资源，并助她迅速立足社会。

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也负载了对稳定的期待。

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今天，当确定性越来越匮乏，稳定生活越来越成为奢望，我目睹更多年轻学生，早已将考公务员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念想。

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祖国或社会）培养“人才”，而到我的学生，却变成了培养成为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以温铁军老师的话，就是“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伴随培养目标变化的，是身份指认的区别，我的大学时代，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专科生，也被视为“天之骄子”,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常常被视为 “跳龙门”，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干部”；而对062111班的学生而言，进入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精神上的荣耀感，从进入校门开始，还没来得及感受高中老师曾描绘的美妙大学时光，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他们毕业时，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劳务派遣”，可以说，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就绷上了找工作的弦，整个大学过程，不过教育产业化后被学校锻造为专业 “流水线”上的一个规整产品，并被冠以“人力资源”的工具化表述。

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推进，他们一入学，就被社会、学校、家庭作为就业的主体对待。他们的毕业去向，在 “自主择业”的话语中，早已失去了 “国家分配”的兜底和庇护，必须依靠自己和家庭的力量去争取。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的生存压力，诸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只能在彻底市场化的社会语境中独自承受，个体和国家的粘连度越来越低，学生的去向，越 来越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底层家庭的孩子，在自主择业的鸡血和市场经济的赤裸搏击下，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的确定。对我大学的9202班而言，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拥有一个共同的大学文凭，同窗的就业质量相差无几；但对062111班学生而言，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铺开，一种注重个人实力，但却易于导致失衡的教育图景早已变为现实。在“赌场”气质的市场化潮流中，能够在洪流中搏击的，顺应了资本隐秘规则的，往往能获得快速的财富积累，实现所谓的人生逆袭；而那些仅仅错过了一步，没有跟上转折节点，依然坚守劳动创造价值，固守本分稳妥的孩子，在随后无法理喻的市场变幻中，则就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一个班，从同一间教室出发，仅仅几年，就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差距。

他们在理解个人命运时，面对被彻底市场化后的教育图景，很容易将个人命运与大的时代剥离，就业焦虑症的惯性，给成功学的登陆撕开了最好的裂口。

你不能自立时，别人不可能帮你。就算别人想帮你，如果你很难扶上去，时间太久，人也会有疲倦期，也不会有人帮你。

则良认为大学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好的时间管理和职业规划，缺乏明确的目标指引，没有做到严丝密缝地对接职业目标，他将此视为毕业后经常换工作的原因，“因为你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目标，随便乱撞，哪里接受你，不管好坏，是否适合，你都去”。

“第一份工作，会限制人的求职方向，成为此后求职的基础。除非有别的渠道或表现，决定面试官是否赏识人的原因，只能来自此前的工作经验，我的失误，恰恰是第一份工作太过随便。”

尽管家境贫寒，但他从未生出一定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这种难得的从容，也许和他从小获得了爱的充分滋养有关。

和有钱人真实相处过以后，她反而获得了物质和金钱的免疫力。“我对物质的东西，没有太大的憧憬，没有一定要达到某个阶层的愿望。”

通过公益组织的兼职，在直面人生残酷的一面,见识到生活中更多的无奈后，子然内心反而获得了一份持久的平和。“通过不断地接触那些特殊孩子，我破除了很多二元对立的成见，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我会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设想一些东西。由这个群体，我突然对过去的很多事情释怀，包括那些中伤我的人，我突然明白，那些伤害我的人，肯定是经历过一些伤害他的事，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投射到我的身上，理解到这个层面，我就能过很多关。”

更多时候，她像一个旁观者,对生活的认识和判断，除了来自知识，也来自她有意去看到的东西。她关注底层、关注弱势群体，不抗拒去深入底层，愿意以浸入的方式，去承担一些共同的遭遇。在宿舍，尽管她感觉和那些姑娘不在一个世界，但完全不妨碍她对同伴的观察、理解和接纳，她早已习惯女孩之间甜蜜的相处方式。我多次建议她去做一份具体的工作，鼓励她以更大的耐心去承受一份琐碎、卑微的工作，多坚持几年，漂浮的状态就可以落地，个体的进步也会快很多。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但也不是一个很坏的时代。我无法说服自己被物质、金钱的东西麻醉，但对集体意识，我又不是特别信任，我不想沉沦在集体声音的里头，不想跟大家一起去怒吼、呐喊，我一直在规避一些东西。当别人都往前冲时，我反而是一个倒退的人，我愿意倒退一下，我觉得没有关系。

八十年代的初中生，父母最担心的事情是早恋，仿佛只要避开了早恋的沼泽，父母就可以高枕无忧，孩子的前程则一片光明。而今天，到我们为人父母，面对孩子的成长，最让人恼火的事情，已经变成了如何面对他们对网络的沉迷。

对学生而言，伤害最深的并不是贫穷，而是缺爱，童年缺乏关爱的孩子，到了大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自卑，内心无所依傍，始终有一个无法填充的黑洞。邓桦真在《风》中就曾坦言：“有时候想到生活的种种，我会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在知识极易获得的时代，我 第一次意识到，教师职业所面临的根本挑战：知识的传达，不再成为教师理所当然的优势，泛滥信息对学生注意力的争夺，成为教师面临的最大现实。

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学生最大的差别，并非来自智商，而主要来自他们是否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学术思维的训练。这种综合的训练，和以前的应试思维完全不同，如果大学教育无法通过课堂将应试的痕迹剔除干净，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无法彻底释放自己的潜能，上升的瓶颈会立即出现。

这一代孩子，面对自己的处境，竟然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的时代，也从不怀疑高房价的合理性。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的这些现实，会妨碍他们从更多的层面去理解自己的成长，妨碍他们从个人成功的价值观突围出去建构自己完整、充实、自我主宰、充满力量的生活。

应试教育让人失去理想，因为应试，孩子从小的人生目标就是学习，学习的目标是考大学，而大学毕业就为了找一份工作，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没有时间去培养自己的兴趣，更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无论转型期中国，城市化的步伐迈得如何矫健，其背后终究会渗透来自农业文明的人伦互助。

每个家族互助背后，往往意味着内部成员会共享一门独特的营生技能。晓霖父母最早经营的理发店，来自村庄理发的传统；亚康父母经营的屠宰业，也来自家族的传统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