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历史 – 笔记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可现在，交换的媒介——货币——却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主体。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其最要紧的因素；可是最近，资本主义的运作却逐渐呈现为以钱博钱的虚象。经济体制中，主要的运作从业人员却是经常投机欺骗、博取短利，这也造成了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

国家拥有的财富又以公权力重新分配，使得贫者、弱者都不至于无人照顾。

但以我们一般人的了解，却只把选举、投票当作是民主。我们必须理解，民主政体的国家的象征是，国民以宪法或者类似机制，用合约的方式建立一个共享主权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一代一代的国民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益，以自己的意志经常性地监督受委托行使统治权的政府，国民也一代又一代经过同样的合约机制，不断修正这个共同体的权力结构和功能。理论上，任何经过合约建构的共同体，都可以通过参与者——选民——改变其内涵和外延。

在财富面前，个别的小人物具体而特殊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社会的公义和公平在以金钱代表的权力下已经无法伸张。

城市化的居住环境，再加上信息工具发达，每一个个人在高度流动性的社会中，很难和另外一个个人保持长期联系，更谈不上构成比较稳定的社团。

人珍惜自己的自由，不愿意再拿自己与另外一个人绑在一起，婚姻因此成为一个短暂的结合，甚至不再有这样的制度。在这个最自然的单元也濒临破碎的时候，个人实在已经无所归属。个人确实是拥挤人群中的孤独者，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在今天已经成为奢侈的幻想。人不仅是孤独的，也是寂寞而无助的。

到了今天，人群已在离散之中。绝大多数的个人为了谋生，必须归属于某种产业单位。产业单位是以金钱结合的，在这巨大的产业结构中，个人只是可以随时被替换的小零件。在今天的科技生产条件下，人的异化程度比过去更为严重：单独渺小的个人只是将他自己的力量融入产业单位，他自己已经不存在了，他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小零件。人的尊严究竟在哪里？人的自主性究竟在哪里？人之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能合群，那是不是合群之后就不再有自己？“群”又归谁主导？用金钱堆砌的无冕之王、假借公权力而取得支配地位的民选贵族，他们已经代替了过去的封建领主和帝王，主宰着许多小民百姓的命运，也决定着国家共同体的功能和发展方向。

资本主义代表的财富增长，是与国家力量的扩大同胎的双胞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其实是在争夺资源和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国家中胜利的一方，例如英、法，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失败的一方，例如德国，却必须寻求种种重建的途径，重振国家的力量。

凯恩斯理论的基础是提高消费能力，以此创造更多的市场容量，再以此刺激生产。继续增长的生产力又可以吸收劳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失业人数愈少，就业人数愈多，经济力量愈大，发展的潜力也就愈加强大。国家一时投入资金刺激发展和长期以国家财力支持社会福利的策略，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维持一般人民的生活，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

哈耶克的理论则另辟蹊径：一方面坚持人民有发展的自由，任何政府干预最后都会导致权力的倾斜，人民最终会沦为国家的奴隶；另一方面，哈耶克坚持民主政治，主张以法律来保证民主政治的顺畅运作和人民的基本权利。

在股东们已经分散，谁也不知道自己的股份在哪里的时候，所谓的股东监督根本就不存在。于是，经理人掌握了庞大资金的使用权。为了表现出良好的业绩，许多经理人做种种运作，包括虚造假账、内线交易等。股票市场上的短线操作也代替了投资利润，成为股票经营者的主要操纵点。

20世纪下半叶确实是一个转变的关口。古典经济学理论描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不是由那“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而是由那些银行家、股票商和敢于投机的冒险家，共同形成许多“看得见的手”操控经济。而且，无人能够对他们有所管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再建立在个人的自由权上，而是建立在各种投机取巧的操作上。

参议院执掌对外交涉和国防事宜的同意权，众议院掌握征税和决定政府预算的权力。

启蒙时代关于民主政治的核心思想，乃是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人民共同达成协议，组成一个国家，这个群体与国民之间有明确的约定，群体的功能则是保护国民的人权和为国民的生存与安全服务。这个“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落实在历史过程中，则是英、美、法三次大革命。

民族国家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预设的认同和归属一方面在国家内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既然国民无所逃于国家的权威，民主和自由也就往往屈服于爱国的情绪之下，为了国家的利益需要，往往会要求人民对国家忠诚，在个人自由和国家的发展安定之间，国家居于更高的位阶。

人类已经能够一方面发展人工智能，另一方面储存和检索大量数据，并实现快速的远距离交流，“知识”不再局限于一个人脑部活动的领域。不过，如何从“知识”跃升为“智慧”，却是目前所有的传播和信息设施无法实现的。

今天没有爱迪生这种人物，也不可能再有这种人物，以一个人的小实验室创造新的产物。所有的研究工作都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和人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倡导和支持与企业界提出来的要求两相配合，才能一步步集体性地不断提高知识和技术水平。科学家和企业界已经无法各自独立，知识也不能完全是纯学术的，知识受到应用的牵引，愈来愈含有实用性的目的。

由于资本主义转化成了以消费为主轴的经济制度，人的欲望不断增强，有了钱还想要更多钱。这种引诱对一般人而言是日常工作的推动力量，对于在钱中打滚的资本主义上层人物，他们天天接触到大量的金钱，以赚钱的数字作为其功罪的尺度。

总经理和执行部门有权而无责，股东们则是有责无权。于是，总经理为了提高业绩，甚至只为了好看的报表而不择手段，各种欺骗和隐瞒都可能发生。

资本主义本身的腐烂已经深深地侵入政治，腐蚀了政治的独立性。民主政治本来的构想，是每一个选民有自己做主张的机会。既然这些选民未必具有政治判断的专业能力，舆论呈现的方向对于选民来说就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现在各种媒体的运作，已经不再是数十年或一百年前那样简单，媒体本身必须拥有相当的实力，例如电视节目的放送，或者有分驻各处的记者等大量的人力投入。媒体本身被财团操纵，吊诡地说，乃是由于媒体设备和传播能力不断提升扩大，以至于不得不被巨量的财富收编。

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家的发展历史清楚地显示，权力的集中只会扼杀经济的发展，而且更会严重损害政治的民主与人民的权利。

三权鼎立，互不相让，有时不易取得最大公约数，往往会有前后两种矛盾的法令同时并存，又必须花费精力解决这种矛盾。若以效率而言，民主政治不是高效率的制度。

几乎任何复杂的大型组织，只要形成科层制度，就难以避免管理系统的老化和衰变。政府结构的复杂系统就是官僚制度，一旦功能有分割，就难以避免不同单位间的权力冲突。人有惰性，在习惯的工作以外不愿再增加新的工作，推托之后就只好另立单位来执行新的任务，这导致了政府官僚机构的日益庞大。此外，上级往往不愿意下级握有太多权力，常常会设立新的单位以分下属之权。凡此种种矛盾，使自古以来的大型国家官僚组织，都无法逃脱其膨胀臃肿和周转不灵的痼疾。

那些集权的国家，在初起的时候，权力集中，结构简单，效率必定不错，上述的德国、日本就是如此。如果时间超过两代，效率一定会降低。以中国过去的皇帝制度为例，主要王朝的第一、第二代往往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第三代以后，官僚制度膨胀，政府组织逐渐臃肿和虚胖。加上权力集中以后，当权者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集团，集团中的人物彼此包庇，互相扶掖，只要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不论贤愚，都会在整个集团的庇荫下取得高位。如果不当官，也可以借着官家势力聚敛财富，由贵而富，终于侵蚀掉这个政权的核心。这种专权集团在彼此保护之下，不会听取外面的批评和规劝，不到全盘腐烂不止，不到溃散无余不停。

由于对外的排他性，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最多是结盟互助，而不能够互相重叠其主权。由于对内权力是绝对的，于是，即便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虽然在宪法上保障人民有革命的权利，但实际上任何政权都会以国家权力自居，不容许内部出现向政权挑战的另一权力。

主权国家对外的排他性因为全球性网络的出现而逐渐萎缩，对内的绝对性却因为人群的离散和社会关系的松解比以前具有更大的威力。

经济发生危机，国家一肩担过，玩弄信用的金融界将烂账丢给政府；政府通过发行公债或者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将负债拖延住，最终由全体纳税人慢慢偿还债务。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正因为人类合群，才能够从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地球的主人。

有人幽默地说，三个美国人在一起就可以组织一个团体——一位主席、一位秘书、一位会计。他们的休闲活动和社会参与之间几乎无法完全分开。

自从美国的工业渐渐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国家，美国的工会也就式微了。

人类生存与延续，最为基本的联系，乃是通过婚姻组成家庭；一旦夫妻、亲子的关系也淡化甚至消失，我们如何盼望，世间还有将许多孤立的个人结合为社群的机会？社区和社群也更难行使聚集散漫个人的功能了。

王阳明特别注重强调，人对自己不仅行为上要有所约束，连想问题时都不能有邪念，有邪念的话要自己时时刻刻矫正它。善和恶本来是不显著的，心念一动才显现出善和恶。

小乘佛教讲的是修自己的身，去掉自己的欲望，去除四厄，回归涅槃，不再入轮回。

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主要基石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然而到了今天，许多证券的交易却已经远离信用的原则。

我们手上的计算机或手机，不是几乎年年换新的吗？那些被丢弃的旧品实际上并没有坏，所有曾经放进去的劳力和资源却都因此变成了废物。）

以钱博钱的经济制度，势必导致贫富分歧的两极化与世袭化，最终会出现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以资本换取远方的资源；第二阶段是投下劳力，换取产品；第三阶段是利用机器，大量生产商品；现在应是第四阶段，即以知识作为生产的力量，不断开拓经济领域，开拓人脉，顾全彼此互利的原则。

国家的公权力，在今天已经削弱了其他层次组织的功能。举例来说，人类历史上宗族、邻里、同行以及各种依据相同志趣结合的团体，都曾经使许多个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能做事的社区或社群。今天，社会逐渐解体，社群和社区首先解散，个人成为流散的孤独者。于是，个人除了向国家代表的公权力完全屈服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上，国家公权力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只有自动自发的社区社群，才能对个别的孤独者有扶持和安抚的作用。既然人类从个人扩大到全人类时，曾经有过发展的各阶段——村落、部落、宗族、社群等，通过不同的形式结合个人为群体，那么为什么在今天，我们只让国家这一层次独占胜场？

时至今天，欧美饮食仍以食肉为主，采集的蔬菜和水果为辅——沙拉是采集来的，烤肉是猎来的或牧养的食物。旧日中国的一般百姓，平时不轻易吃肉，基本上以素食为主，只有在重大礼仪的场合或是富贵人家才有荤腥食物。中国农村没有林地和牧地，只有农田、果园和菜园。

中国人选择了定居的农业，欧洲的古代人类则是不断地征服和扩张。

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意味着国家的领袖必须具有道德修养和能力。“天命无常，唯德是亲”的观念，从此成为中国组织国家对领袖的期待。

雅典有“放逐”制度，即公民有权罢免和放逐官员。但是在行使这个特权的时候，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公民赶走了真正有才干的人，因为他们担心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会颠覆雅典原有的制度。

从古至今，一个强国领头的“联盟”，不过是另外一个形式的霸权而已。

若是跟随着荷马史诗分析的话，也可以说希腊人辉煌的战功和历史上的扩张乃是出于欲望，欲望转变为自私的动机，然后又激发出强大的动力。这种性格观念和文化特质，同本章前半部分所说的中国农业文明所呈现的道德观念相比，确实天差地远。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这一战斗群侵略、掠夺的特色，也许就是欧洲人能够发展为今日文明的主要原因。

天命无常，唯德是亲，“天命”不是特别偏爱哪一群人，“天命”是说只选择对人民有益的君主，委托这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观念远远超脱了部落保护神或族群保护神的地位，君主是一个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就由人民加以衡量。

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他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不是为了规范权力的分配，而是将依据理性道德而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孔子的门下聚集了一批抱持着同样理想的人物，他们或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或是下沉的没落贵族，他们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急迫感，他们也在寻求自己的思想出路。

儒家“安百姓”和“安人”是两个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因此，儒家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的公民、国内人民的福祉，也有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他们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即整顿自己，才可以进而“安百姓”，这是最高的境界，甚至古代的“圣王”也未必能完全做到。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并且必须一以贯之。

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线；南方容易维生，也因此有抒发自我的空间。南方人活泼而自由，个人有更多的自我，也获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与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中国人的关怀是为了安排人间的安宁和相应的社会秩序，以求取人类的福祉。中国人寻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伦理学的范畴。希腊苏格拉底以下的学问传统，则是在寻找知识以及建立求知的方法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徒，发展了这种思想形态，成为西方思考的主流。

我们对比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可见，中国文化关注的是人间的次序、人生在世的意义；西方关注的是超越自然和人心的理性。中国思想的二元观，甚至多元并存的观念，都会综合变成辩证式的演化，成为光谱上的延续；西方的二元对立则是两元分化的永远对抗，其间缺少折中的余地。

中国的心态是追求和谐于宇宙之中，欧洲的心态则是从对抗中求得胜利。从古至今，中西文化有过不少纠缠和交流，这些基本的差异却不断涌现。面对变化时，这些差异影响了各自响应变化的方式；两者交流时，这些差舁也常常决定了难以避免的误解。

从战国到汉朝初期，中国曾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城市，它们成为交换的中心和生产的中心。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在强大的皇权之下，政治权力已不容许城市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从战国到汉朝初期，中国曾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城市，它们成为交换的中心和生产的中心。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在强大的皇权之下，政治权力已不容许城市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因为后者可能威胁到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了。

儒家学说的固定化，使儒家变成僵化的系统。这个系统丧失了西汉时代的活力，为了利禄，许多学者成为皇权的拥护者。东汉晚期，许多太学生投身政治活动，抗议宦官外戚的专权，却没有批评皇权的根本。

唐代中国兼容并蓄，器宇宏大，与基础厚重的汉代相比可谓各具特色。唐朝改变了汉朝的丞相体制，中央的权力没有汉代的丞相府集中。唐代的丞相不是只有一个人，相权可谓由集体领导，至少有代表皇帝的中书省、代表中央政府最高权力之一的尚书省和监督朝廷的门下省三省首长共同办事，从而构成了一个集体权力结构。所以唐朝的宰相是一个团体，不同于汉朝一个丞相的制度。

在唐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逐渐本土化，佛教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转变成儒、道、佛三家并行。

在唐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逐渐本土化，佛教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转变成儒、道、佛三家并行。与佛教相比，儒家反而居于弱势地位。道教以老子为始祖，李家的唐代皇室以道家为皇室的宗教，在皇室的庇护下，道教也十分发达。这三大信仰再加上原始道家代表的思想，共存并相互竞争。

韩愈注重“内圣”，以儒家的内修为根本；柳宗元兼顾“外王”和“内圣”，认为在人间有益的事情，应是心性修为的提升。

从韩愈到王阳明，儒家逐渐向哲学和内修方向发展，“内圣”几乎成为学者关怀的全部，而淑世实践的“外王”难得有人再认真讨论。

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是一个霸权集团，必须依靠罗马教会来将这些诸侯结合成为一个接近于联邦的组织，维持由神权加持的世俗秩序。每个王国的君主，名义上辖有公、侯等名号，实际上各自都有领地和属下的百姓，他们只是在名义上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的管辖。这相较于中国的皇权帝国，是非常不同的结构。神圣罗马帝国没有一个核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政府，当然更谈不上有效的行政系统了。

中国古代的封地在同一家系内继承，欧洲的封地，则可以经由婚姻与亲族谱系转移归属的领主。一个欧洲贵族，可能同时拥有不同来源的封地，因此同时拥有若干不同的爵位和封号，相应的，欧洲封建制度的君臣关系就极为复杂。例如，英国王室可以因其持有某一领地而成为法国王室的臣属，法国王室又因为持有另一领地而成为英国王室的臣属。又比如，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女王因为婚姻关系，便将两个国家合并为一。正因为如此，欧洲列国转化为近代主权国家的过程就非常复杂——既有机缘，也有纠缠。

罗马教会一次又一次地整理自己的教义，终于达到“一言堂”的效果：除此教义，别无杂音。教会惩处异端，不断地以权力垄断思想。实际上，这种作风，对罗马教会并不是好事。“一言堂”使罗马教会成为一个权力机构，背弃了当年耶稣基督和早期教会的理想和热诚。这个“一言堂”的神权与具有武力的封建世俗权力相结合，僵化了欧洲文化原有的生机，而在当时，欧洲文化还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通过东征，欧洲人发现在教会垄断的文化圈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他们发现古希腊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都被教会一手遮天，不为欧洲一般人所知。东征带回的许多古希腊文典籍，由教外学者翻译为拉丁文，将东方的艺术带到了西方。这就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契机，让欧洲人可以重新检视其文化遗产。

文艺复兴的意义在于欧洲人重新发现过去，并开始认识远方的人类文明，他们扩大了视野，不再甘于只接受独断的基督教文化。他们重新认识古典，并且设法将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作一番融合。

船舶载量大，成本比车马陆运低，中国经由海路外运的商品运量大，利润高，这是中国南方经济富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今天，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从宋代开始，由许多小说、戏曲和文学集合而成的。老百姓心目中的历代帝王将相的形象，不少是在这些小说和文学之中形塑而威的。这些著作数量巨大，无法一一列举，其中有许多故事在唐宋就出现雏形，到了明代才推演为巨著。

在唐朝以前，中国的精神文化和思想是由社会上层提供的；唐宋以后，社会的基层人口也都拥有这些可以提供文化信息的资源。

在民族国家还没有成形时，贵族阶层家族之间的产业转移，使各地的居民经常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转移到了另一个国家之下。

加尔文神学最重要的精神是：个人能否得救，乃是上帝预先选定的，个人不能改变神的决定，然而，人必须努力，彰显自己荣耀上帝的可能性。这种将命运和使命感结合为一的说法，据韦伯的解释，激发了一般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那些有作为的人，自认为是在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在西方人的实践之中，盼望神恩和回答神的决定之间，人只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基督教新教，使人不仅砥砺自己的德行，努力工作，也劝勉人要尽其所能，不问收获。人的努力，只是彰显神恩。

当信仰基于理性时，就不会流入盲目，也不会依靠教廷或者任何权威的阐释，而是依靠每个人理性的探索和验证。

中古时代晚期，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以农村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已不能满足新兴经济形态的需求。港口城市从远洋贸易中获取巨利，跨海远程运输，不可能没有风险；一艘出航的大船，投下的资本为数不小，其成本的回收和利润都须在远航归来后才能实现。一时投入巨大资金的需求和长期的耽搁、等待，使这些海运城市中的商人逐渐发展了以银行贷款作为基础的信用制度以及分摊风险的保险。这两个新兴的经济制度，毋庸置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石。资本主义的起飞，要在十五六世纪以后，然而，其起点就在中古时代晚期，就在这些自由的城市。

私人投资的海外贸易既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又因为常常和日本九州的海上集团合作，而被认为是倭寇的同伙。所以，本来可能发展国际贸易的海商集团，不是在战斗中被摧毁，就是被管理海外贸易的派捐或被皇室掠夺了利润，消耗殆尽，没有积累为国际贸易的资本。正当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经济体系的时代，中国不但没有把握这个时机，还加以种种阻力，错过了可能获得的资源。

对着大海筑墙，乃是一种保守自卫的心态，对墙以外的事情没有兴趣。

对着大海筑墙，乃是一种保守自卫的心态，对墙以外的事情没有兴趣。 这种封闭的心态，正像朱元璋起义时的口号：高筑墙，广积粮。并且，留下了一个保守的传统。

学校不仅是教人读书识字的教育机构，也应是知识分子群聚起来，对现实的政治有所监督和批判的地方。最高级学校对现实的批判，皇帝和宰相应该聆听；地方的学校对现实的批判，地方的行政人员也应该到场聆听。

假如没有这一大批从美洲掠夺来的财富，单单靠旧大陆稳定的经济状态，就不可能累积这么大的能量，造成影响如此久远的巨大转变。西方学者们讨论西方的经济史和现代发展，很少愿意强调这一点：大批从美洲掠夺来的资金对欧洲发展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还历史一个公道：这一篮从天上“掉”下来的黄金，在世界历史上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转变，也造成了白人统治世界的近代史。

英国人开发美国，将大量人口移到美国，夺来的印第安人无边无际的广大土地，吸引了几千万欧洲劳力。在这片肥沃的新大陆上，欧洲人发挥出巨大的生产力，取得的财富其量之大，为时之久，比西班牙人夺得的“第一篮黄金”更为惊人。美洲的逐步开发，不仅减轻了欧洲人口的压力，而且撑起了英、法两大帝国主义的活动。这就是另外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一片大的土地，突然有一个族群完全无偿地取得所有权，以此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在这一基础上发展了新大陆的工业革命，成为工业革命史上最惊人的一次“成绩”。

在八旗168设立以后，每一个旗的旗民都是旗主的奴隶，而所有的八旗都是努尔哈赤和他子孙的奴隶；汉军和包衣169，都是奴隶之下的奴隶；汉人和百姓，甚至还不够资格做奴隶。

中国没有被瓜分灭亡，也是因为群雄争夺，谁也无法独吞，才有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视中国为所有国家的共同殖民地。所以孙中山先生才说，中国是“次殖民地”，是人人分切一块的俎上肉。

奥斯曼帝国被西方帝国主义瓦解了，而中国居然能够逃过瓜分和覆灭的危机，确实是一个历史上的奇迹。追究其中原因，奥斯曼这个大帝国和中国的情形颇有差别：中国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土大夫，从这些人中，出现了清朝末期的文化精英和学术精英。他们共同努力，在国家危亡时刻，支持东南督抚以东南自保的名义，保住了中国不受八国联军瓜分；在学术上，这些人和其后代锲而不舍，努力引进现代世界的思想和制度，并且设法将中国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反过来说，奥斯曼帝国是以教士作为文化的传承者，而不是学者。

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可以迅速发展，但是不能避免国民之间财富分配的严重差距。

在19世纪，资本主义处在迈向高峰的过程，有不少人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人类是不是以大部分人的辛苦劳力，只为了成全一小部分人的富贵荣华？于是，社会主义者出现了。他们主张人间应该有一个公平的社会，人类发展的生产力应该足够使每个人都能够存活，都有尊严。

欧洲内部长期的族群林立，却保留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不至于像中国一样，形成一个过度同构的单一文化。中国的模式，可能相对减轻了内部的冲突，老百姓一般会有比较长期的和平日子。但是，同构性过高的社会，缺少许多可能的选择，面临变局时，缺乏弹性的调节。欧洲内部的多姿多彩，使得欧洲的历史发展出“隔舱”的保护功能。在有内外挑战的时候，各种异质性的特色，使他们可以从许多选项中找出恰当的适应方式。

荀子带进来的儒家人文理想，成为中国历代治国的基本要求。很少有政府能具体地实现这些理想，然而，有了这些理想，政府的承诺和百姓的盼望才能够形成。《礼记·礼运》中有“大同”、“小康”两个境界，“小康”终究是现实政治希望能达到的水平。所以，汉代的皇帝自己很清楚，帝国的政治是

荀子带进来的儒家人文理想，成为中国历代治国的基本要求。很少有政府能具体地实现这些理想，然而，有了这些理想，政府的承诺和百姓的盼望才能够形成。《礼记·礼运》中有“大同”、“小康”两个境界，“小康”终究是现实政治希望能达到的水平。所以，汉代的皇帝自己很清楚，帝国的政治是外儒内法，希望以法家的制度达到儒家的理想。 相对于中国而言，欧洲在罗马帝国时代，是以城邦政治的贵族与精英执政，希望达到城邦公民社会的理想。这个公民社会却并不包括每个人在内，公民之下，永远有非公民和奴隶不在国家理想统治的关怀之内。后来，基督教廷公教秩序出现，却又是以“神的城邦（City of God）”作为理想，人只能仰望神给的恩典，自己不能作为祈求福祉的主体。

政权以功名利禄网罗天下才俊。然而，也正是这些功名利禄，使得凭科举进入到权力阶层的学者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

我祈求读者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心存同情，而不是把它当做“别处”或“他方”的历史看待。请你理解，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在一个海岛上四百年的辛苦和艰难，四百年流过的血汗泪，四百年经历的屈辱和屈辱底下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声音。因为有许多复杂的心情，他们也不免语多偏差，但很多人都曾经努力于做好该做的事。我希望读者能理解台湾人的这份心情，那么，对于本书所叙述的四百年来辛苦艰难的历程，你们会多一份同情，也会因为同情，所以能更深刻地理解。

郑氏领台对大陆及台湾的深远影响综合地讲，郑成功进入台湾的历史事件，应当看作中国长期从大陆向海洋发展的高峰。这一发展，在整个明朝不仅没有经过官方的许可，还受到官方的压制和打击，但居然连续数百年，将陆地的中国延伸到海上。其情势和西方人在海上大量开拓，其实是类似的。不论西方的发展还是中国的发展，其最大动力，都是美洲新大陆的贵金属流入旧大陆，使后者经济领域的资金大量增加。黄金和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新大陆的矿山，经过高桅船，再经过海上集团，流到中国东南和南方的商家和农户——从作坊取得瓷器和日用商品，从农户取得生丝和绸缎。中国东南沿海的财富累积，成为这一地区发展的基础，促进了当地市镇的涌现，亦即东南地区的城市化。这些现象，乃是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既有交错和重叠，也有抗拒和抵制。 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转机，没有新大陆的贵金属，就不可能有这么活跃的太平洋贸易。

华工移入东南亚和美洲，是有组织的。通常是由一个招募华工的团体，确定了劳力的需求，在闽、粤两省招雇劳力，集中运送到开拓的地区。开发台湾的劳力，也是遵循同样的模式进入台湾。

日本人不拿台湾人当日本人，而大陆人却以为台湾人是日本人，台湾人究竟是谁？在吴浊流笔下，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这种尴尬的局面，反映于台湾今天的文化归属和认同上，依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他们的本意，是认为台湾族群之间有方言的隔阂，应有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普通话作为日常推行“国语运动”在台湾基本上非常成功，今天几乎每一个台湾同胞都会说普通话，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不断引发台湾同胞的愤怒，因为他们必须要放弃母语，学习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本来用意不恶的政策，因操之过急，以致台湾人在公众场合，有不能开口的窘态。这种心理上造成的伤害，并不比威权体制本身造成的伤害少。

原来的构想是在信息工业以后，进一步开拓，升级到前途远大的高新产业：纳米工业、光学产品和生物技术产品。但这三方面的升级，在蒋经国去世、孙运璿中风以后，到李登辉手上，却并没有继续推动。以至于到今天，台湾的产业结构还停留在信息工业的阶段，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替世界各处的信息硬件代工，很少自己发展全套装置，更没有进一步发展自己创新的产品。在各个零配件的生产上，台湾的成绩固然有目共睹，但在整体上，台湾生产能力强大，却缺少自己开发的创新产品。

今天，台湾没有注重社会福利的政党，也没有注重个人自由的政党；政党的对峙，乃是以大陆取向和本土取向作为楚河汉界。这种形态的民主政治，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过，北爱尔兰就是一个例子。北爱尔兰的民主政治，两百年来总受族群分野的限制，不能摆脱冲突和暴乱。在这方面，台湾的民主化如果不能有所突破，两党之间就难有理性的竞争，正常的施政也难以推行。

房地产的任意开发，使城市无法做整盘的规划。台北市目前的道路和居住环境，完全没有办法再作合理的调整。相对的，新加坡有全盘整体的发展，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香港有新城镇的发展模式，台湾却没法再作调整。同样的情形，大陆也要有所警惕，不能重蹈台湾任意发展的覆辙。今天要进行都市更新，谈何容易？拆房子容易，成千上万的居住人口如何安排？这不是易事。

在本书讨论的大国存亡、朝代兴衰，我们都可以将其看做一个复杂系统，它在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有没有失调和失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兴起的时候，都是一些年龄壮盛的人员组成的共同体。

朝代刚起来的时候，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的时候，人才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

秦始皇在世时，由于他常常巡视各处，可能还可以得到地方的讯息。秦始皇一死，包括六国之后裔和陈胜、吴广、刘邦这一类农民在内的起义风起云涌，中央根本无法得到预警，也无法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所以这一短命的王朝，它的兴盛是由于三代经营，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战争机器。但这并不是一套很好的管理体系，在资源力量用尽之时，中央完全无法应付，庞大的帝国就垮下来了。秦代的兴和衰，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这些小国却有值得注意之处：他们的领袖都拥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大单于”210，一个是“大皇帝”，前者意指胡人的领袖，后者是中国的皇帝。这种双轨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许久，除了宋明两代以外，所谓的“征服王朝”211，包括采用“混合体制”的唐代都是双轨制。一个国家混合采用两种制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国两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讯息的向下传达和向上回馈都经过不同的管道，会产生讯息混乱的毛病。

从本质上看，宋代只不过是残唐五代的延续。之所以没有短命而亡，只是因为宋太祖断绝了武人专政的传统，才建立了一个国祚长久的宋代。

一个本来有崇高理想的儒家系统，在明代变成了伺候专制皇帝的工具。宋明理学强调君臣伦理，也强调内在道德修养，但是士子对于真正的经世济民的方法，却没有学习的机会，更没有发展的可能。于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他们读书读得迂腐，对于百姓的生活、国家的安危，反而使不上气力。今天我国重新把孔子搬上台面，我希望不要又一次糟蹋了儒家！

清代成为中国最专制的一个朝代，臣子不再是国家的公务员，而是皇帝的奴隶。

孙中山在海外得到许多穷苦侨众的支持，他们以辛苦钱捐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但是在华南，这些帮会大概也就只能存在于非常边远的小地方，也缺乏真正的实力。

孙中山曾经提出了“驱除鞑虏”、“平均地权”的口号，但是在鼓吹革命时，孙中山并没有强调后面半截，于是整个的革命理论，好像也只是要推翻一个外族的帝制政权。孙中山的理论系统，要到广州重建基地时，才逐步形成为三民主义。因此，整体而论，民国的成立来得过于仓促，好像一个小孩落了地以后，父母才开始考虑怎么样带他的小孩子，对他的未来几乎没来得及设想。

当时的局内人，可能就因为身在庐山，难得见到山外之事，也未必能够见到庐山本身的真面目。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身在局中，终有所蔽。历史的裁判，却是成败不能回头。我们后人如渔樵指点，可以是闲话，也可以是分析，对于当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只有同情的叹息，不应该有苛刻的责备。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从中文的白话化开始的，并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只是中间又因为抗议巴黎和会的爱国运动，两者纠缠在一起好像是一回事，其实应该分开为两件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当时称为欧战，中国选择了站在英美法的一边对德奥宣战。中国参加欧洲战场的方式，仅是象征性地派遣华工。开战以后，在华的欧美工商企业纷纷撤离，出现了一个经济上的空白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趁势而起。

南京政府至少在武装力量方面是谈不上统一的。还有国共之间的斗争。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读得越多，学得越深，就知道很多外国的事物和知识，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反而产生隔膜。因为知识训练是外来的，知识分子与本国文化严重疏离，这种现象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上下两层越来越隔绝，也越来越疏离。中国从外面学习的现代化走得越迅速，内部的上下分裂和城乡分离也越严重。在横向方面，城乡的分离也意味着沿海和内地、交通要道周围和边缘地带以及贫富之间的分离。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由于其上层是如此地疏离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这个政权的现代化，却变成其日后失败的病根。

过去对少数民族的称呼，都有过歧视性的不雅称谓，经过民族学家的努力，民国时代的少数民族都换了称呼，以尊重各族平等的体制。 以上种种努力，目的都在整顿和确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一个主权之下立足于世界。中国的十年努力，也引起了东亚邻邦的注意。韩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此时韩国的复国运动志士看到中国的榜样，在中国建立了复国的组织，而且将国家名称也定为大韩民国。法国占领越南已久，越南的复国运动者也组织了越南国民党，希望有一天越南也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缅甸的志士制定他们未来的国旗，基本的构图是和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非常接近的。远在南亚的印度，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组织也设法和中国联络。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也尽力帮助印度独立。他出席开罗会议的途中在印度换机，还想方设法和甘地见面，因此触怒了丘吉尔。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迈向独立自主的建国过程可能使远东各国的独立运动提早实现。真要说到辛亥革命的意义，这一个角度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蒋介石面临日本的步步紧逼，抓住这十年光阴勉强建立了一个有限度的现代国家，工业的生产还不够，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也不够。他抓住了孙中山建国阶段理论中的“训政时期”，既没有制宪，也没有认真地发展民主制度。在那种国际氛围下，蒋介石也建立了一个专制的集权体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实质上成为中国的强人统治者，国民党机器也转化为集权体制的工具。同时，蒋介石也在大圈子里画了小圈子，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尤其在军中，他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要求军人向他个人效忠。

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可是蒋介石终其一生没有放弃独裁体制。他和国民党的政权，终于成为大家批评和厌弃的对象，最后沦于败亡。这把刀的刀刃伤了他自己，也伤了中国。

国家意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只有在大城市里面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才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身居内地农村的一般老百姓，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中央政府的存在。他们对外人的认识，往往仅是在面对外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时，感觉到中国人和他们不一样，也感觉到被他们欺负。

日本人用火光和死亡，为中国人铸造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做到全国总动员的能力，可是正是这种危机感，使得当时全体的中国人都不知不觉地投入了这场空前的战争。

在这种生活条件下，人人都会有怨言。再加上蒋介石以“战时必须服从一个领袖”的理由，排除异己，封锁舆论，更引起知识分子的愤怒。所以，知识分子很少有对蒋介石满意的，一般老百姓当然也是怨声载道，他们不能说话，知识分子却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声望极高，大家盼望他成为挽救中国败亡的领袖，到抗战中期以后，却是集全国的怨恨于一身。这一转换，正是共产党统战的好时机，结成了统一的抗日战线。国共两党的形势优劣，就在抗战中期完全颠倒。

任何帝国都消耗了资源，今天的消耗尤其迅速。因此，历史学家说，西方的强权正在走向穷途末路了。

知识，再度从神回到人。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画的图画也都是最真实的人。人的重新发现，是后来启蒙运动的主要力量。 启蒙运动就是靠城市里面的这种自由精神，它的基础就在于追求真正的知识，追求真正的现实的世界。但是基督教精神把神抽象化，我对着抽象化的神，我要对他负责。这个是新教精神，所以新教教会里面没有神像，只有十字架。我们下一步的大突破，我认为是科技文明，而科技文明将来衍生出一套理念，包括善恶、真伪，又由此规律化出来美丑，要真、善、美三个条件约束我们的良心。

欧洲的这个“封建”和中国传统古籍里面所说的“封建”是不一样的事情。中国的封建是周人有计划地分封自己的子弟去掌握东方被征服的地区，而罗马的这个“封建”是借用中国“封建”两个字翻译过来的。罗马帝国所谓的“封建”，讲的是地方势力在各处占山为王，占地为君，有的自称伯爵，占领地方大点的还自称侯爵，地方再大的，几个国家并在一块就有一个王。这是从下往上的发展，而不是从上往下，和中国通常所说的“封建”完全是两回事。

现在的各国，官僚体系的效率都在衰退。英国、法国、德国都有统治集团本身逐渐老化、败坏的现象。大系统分解为若干小系统，小系统套着小系统，任何小的系统出一个问题就可以影响大的系统。用系统论来解释的话，就是任何东西不能固化，一固化它就死。如果它没调节能力，任何地方出现一个小破洞，它可能就全垮了。

西班牙将新大陆和新殖民地财富运回本土，并没有真正转投资做其他发展，

转手到英国和中欧的财富，孕育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培养了中欧城市里良工巧匠的生产技能。于是，西班牙之外，新的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这里。

大英帝国的胜利不在于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英帝国的胜利是在于他们积极的进取精神，贪婪但是积极，有干劲。

香港是高度国际化的城市，除了新界乡下以外，没有香港人了。深圳也是，深圳是中国的缩小版，但根本没有广东味道了。这样的人口构成，缺少凝聚力，也不容易用同一套价值观念构成共同的理念和由此而起的约束力量，于是无法保持社会的安宁。20世纪人口膨胀，使人类消耗的资源极为庞大，人类的生活资源，包括土地、水和能源，已经非常紧张了。由争夺资源引起的冲突，可能是人类下一波严重的危机。

以美国的例子来看，基督教信仰大概只剩下圣诞节的形式，以做上帝的好信徒为一生目标的新教精神，早就不见了。于是，这一代的美国人生活极为懒散，好听点说是淡泊自由，可是终究不能算是积极进取。

其实在“自由主义”四个字的后面，真正的潜台词是“我发财是我的命，你饿死是你的命”。如果这一种价值观念不加以改变，如果再没有新的人道精神或是仁者的胸怀，世界将要回到一个现代科技的丛林，人吃人而不见血。

任何霸权往往能善其始，而鲜克有终。观察一个大国的崛起，不能不注意到其前后行为是否有落差。

二战之后，英国国力大减，知道自己不能再维持持续了将近二百年的“日不落帝国”的地位，于是逐渐放手，让各处属地独立。米字旗降下后，英国倒是在不少地方留下了相当稳定的政府，包括法治和文官制度。因此，英国的霸权结束后，并没有被人厌弃，反而留下了较好的形象。到今天，过去英联邦的团体，虽不再用英联邦的名称，仍是凡事彼此合作，成为一个无形中的国际大集团。

中国也应当采取近悦远来的“王道”态度——不用强力去压制别人，而是以自己的力量帮助弱者，扶持弱者，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是失败了，但是中国介入这场战争是为了帮助当时的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其中的意义即是要帮助弱小的国家，共同争取自尊自主的地位。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如此艰苦，但还是花了很大的力量支持朝鲜的独立军，也支持越南的独立运动。抗战末期，虽然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候，但蒋介石还是尽力帮助甘地向英国争取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在第三世界俨然执其牛耳。目前，中国在非洲各国派遣的建设部队，是有目共睹的。最近多少年来，中国台湾也一直在帮助非洲、中南美的国家发展农业，发展工业。这些历史，正是大国风度的体现。

以中国的思想而言，个人是有承受天命的机会和责任，这个天命不是统治国家的皇命，而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我期许。

像英国这种成分复杂的共同体，在海岛之上，彼此无所规避，也没法分隔，唯一可行之道就是互相容忍，彼此迁就。因此，英国发展了一套制度，实际上就是互相协调的民主制度。

学术研究氛围的形成，不能单单仰仗精英。在顶尖的精英下面，还要有一大批对学术有兴趣的普通民众，他们可以不必挂念生活而专心探讨学问。不必用正式论文来支持我的说法，

孟德斯鸠认为拥有权力者终会被权力腐蚀，因此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在君主，权力应该要分散，掌权者只有行使法律的权力，没有创造法律的权力。君主必须要服从法律，

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并不是人民和国家的契约，而是一个群体之中的成员共同协商订立的合约。政府只是受人民委托执行行政的职权，以落实协议中的项目。这些约定的项目，一定要依据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以及人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为基本原则。

以维护人权为主调的民主国家，却也可能为了发展必要的经济条件，寻求掌握必要的资源而走向专制；以民族精神号召的民族国家，遂可以用民族情感鼓舞群众，发展为军国主义。国家机构具有强大的权威，社会力量就无法平衡这一强大的权威。建设国家和维持安全的口号，因此常常成为掌权执政者用来压制人权的借口。

产品多于需求，产品的价格就低落；需求过于产量，产品的价格就升高。从这一个理论，我们也可理解，为什么那些资本主义的列强，必须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方面争夺资源，一方面争夺市场。只有经过不断地扩张，才能保证国家财富不断地增加，既然国家的成员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财富的增加，也就意味着人民生活的提升。

以机械生产为主的近代工业，产品必须标准化才能大量生产，工人不能改变机器而只能服从机器的运作。于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之中几乎没有自己的主体性，纯粹变成生产过程中机器的附属品。

工人居住在工厂附近，不再有自己的作坊。他们的地位，其实就和大量农庄的农奴相差不远。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从18世纪到19世纪，工人虽然有固定的工资，不必担忧农作物的丰歉，也不必担心有限的生产品市场的不断变化。然而，为了赚取固定的工资，他们在和工厂主之间的关系中处于完全不利的地位。工厂主必须压低工资，才能提高利润。一般市场上的消费者，也盼望产品价格低廉，才能普遍地使用新的产品。这些条件，服从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生产者在生产链上，居于最没有自卫能力、最弱势的一环。

就人类知识领域而言，以前从来没有过所谓社会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分类，直到19世纪以后，它们才成为跟人文科学平行的学术领域。

社会进化论却替竞争的胜利者辩护——失败者被淘汰，是因为不能适应。这一类“适者生存”的想法，到今天我们还能看见。在美国还有许多所谓自由主义者，以为竞争是全自由的，而失败者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才导致失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真正完全平等的立足点。富者有无穷的机会，贫者难得同样的机会。那些从非洲抓来的奴隶，他们更没有任何自由权和平等权。

这些以人民组织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人民和国家是一体的，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是经过他们合约的同意，才成立的一个管理单位。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不需要诉诸过去的光荣或是民族的自负，因为他们直接可以参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不仅可以直接分享利益，也可以借国家的力量帮助自己获得利益。

其中有一些老国家的后裔，例如伊朗和中国，也常常不忘自己光荣的过去，缅怀昔日国际第一等大国的地位。它们在民族主义的诉求之下，很容易走向专制。

以苏俄和中国为例，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有一种使命感，一则是求得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二则是求得集体的安全和社会公义——这是为了弥补第二类型国家的缺陷，亦即虽有个人自由，但缺少社会公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以革命作为手段取得政权的。革命本身就是暴力性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以强制性的权威，动员全国力量改造和组织一个新的社会。其最初阶段的理想，还包括推广社会主义革命于全球。这种国家的政府权威，必定高于第二类型国家，政府动员全国的资源和力量达成建国目的的效率和速度也确实是极为惊人的。

这些新兴科技转移到民生工业上也具有极大的影响。于是，政府支持科技研究不仅是在技术的运用上，慢慢地，也延伸到学科本身的学术研究，此时，政府的资源变成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天，美国联邦政府对学术研究投入的资源，比重已经超过民间，国家可以支配和控制学术走向。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技术，开发新的产业。国家资源与权力，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相当程度地决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性质。

经济学的凯恩斯理论，认为我们只有更多的消耗才能得到更多的生产。这种浮士德精神384，以前只是欧洲一部分民族的文化，现在却是全球人类共有的心态——一切要更多、更好、更快、更舒服。人类欲望的增长没有节制，于是，终于在20世纪晚期，我们又陷入经济的灾难。

许多独立的水桶的底部一旦连接，原来水桶里水面高的必然降低，水面低的就会逐渐上升。考虑到人口因素，即使倚仗大量劳动力获取收入，如中国和印度，因为收入必须由众多人口分摊，水面的上升还是会相当缓慢。高水面的国家，如美国及西欧各国，由于消费能力还是习惯性地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因此，它们整体经济的下降反而会非常迅速。一升一降之间，富国向过去的穷国欠下许多的债务，这就是目前欧洲和美国正在承受的已经长达五年的经济衰退。这些国家终究是世界工业的火车头，它们的经济衰退对全球经济网络的冲击非常巨大。

即使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之内，当社会变动并不那么十分剧烈的时候，小区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有若干相对稳定的社群，例如工会、宗教团体，使参与者不致感觉孤单。一旦中产阶层逐渐萎缩，这些人面临沦入低收入的人群之中，他们原有的小区，比如说美国的郊区，就会无形中减少，最终消失。那些以教会为中心的社群，或是以职业为中心的社群，也因为中产阶层本身的结构改变，慢慢失去维系成员的力量。

如前面所说，经济因素造成人心不安和焦躁，而政治权力固化造成人民和权力持有者之间的疏离，这使得人在乱离困惑之中，惶惶不知所措，要寻求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可得。过去那些宗教信仰或思想体系，已大多式微甚至崩解。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说，现代科学的进展，以及全球化之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已经使得所有的宗教都面临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严重危机。以神学为主的理念，尤其是单一神信仰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它们论述的依据，都已经很难自圆其说。这些宗教系统都在萎缩——过去的信徒，有些离开信仰，有的盲目地依附于教条和口号。 那些以人文为本的思想体系，例如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却又在近两百年来被西方思想压倒，它们的文化传统已经丧失殆尽。重建这两大思想体系，不仅是修补，而且还必须吸纳和融合现代文明的精华以自我提升。建构一个贯穿古今、融和人我的文化体系，乃是非常艰巨的大业。 今天，全世界的芸芸众生在思想和灵魂两方面都是空白。有知识的人，渴望建立超越的价值观，一般大众只知道自己无所归属，却不知道如何重建。这精神上的巨大空虚，是近百年来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 人类创造了文化，不是只为了吃饱穿暖，不是只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人是有灵性的动物，人要找出许多超越性的价值，安顿自己的身心，稳定自己的社会，才能面对个人和集体的种种困惑和灾难，才能面对这巨大的自然，做出最适当的协调和欣赏。经济因素的扩大，虽然不是使今天之世界发生如此巨大转变的唯一条件，但是，经济力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

贫富悬殊，造成了愤怒；社会流动停滞，使得社会逐渐有了两极化的现象，包括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是如此。这些都是社会正在面临崩溃的迹象。所以，经济恐慌造成的后果，使得政治、社会都面临同样难解的困局。

从启蒙时代开始，现代文明坚持的中心价值，是理性和人权。因为注重理性，所以寻求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和一个能够自我矫正的经济制度。因为要寻求理性，所以在科学方面有了可观的进展。因为追求理性，我们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在合理的讨论和试验之中逐渐找到答案。

基督教信仰式微，在失去神圣秩序的保证之后，剩下的只有原教旨派的口号，而缺少深刻的思辨。理性已经无所依附，剩下来的就是理性另一端的实用价值。于是，科学的进展已经不是在追问宇宙秩序和宇宙意义，而是在追寻利润——从新的科技上发展出来的利润。科技得来的知识可以转化为金钱，而金钱又可以转化为权力，尤其前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科技知识的应用，逐渐集中在有利可图的若干项目。欧美学术界罕见有人追问有关终极关怀的大问题。

整个世界，处处呈现的情绪乃是虚无和冷漠，这成为人类当前文明的主要征象。虚无和冷漠，无助于重建终极关怀。如果终极关怀也不过是一片空白，我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也不再问人如何跟别人相处，当然也更不知道整个宇宙与“人”的关系在哪里。没有这些重要议题，也不在乎如何回答，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了方向，也找不着真正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更无法解决生和死的困扰。

人和“天人”、“生死”这几个重要的项目，在西方没有答案，也不会有人提问。在没有答案的时候，人生就只有追逐最眼前的东西，就是舒适的生活，以及维持舒适生活的金钱，这个大概是经济扩张最根本的原因。

人类经过这两条路——从科技研究的职业伦理引申出来的生活伦理，以及我心观照他心引发的共同一体的体会，我们既可体认人的尊严，也可重建“万物皆备于我”的胸襟。这两套价值彼此配合，我们就可以从科技文明出发，建构整套人文价值，不必求神，而返求诸己，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身心有所安顿，也许我们就能约束自己，抵抗贪欲，也就可以对无限扩张有所节制。无限扩张，已经导致经济膨胀的失控，导致资源的浪费，也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我们有所约束，也许就容易走到一个和谐的社会。在那个社会，自己有自由，也想到自由背后的节制；自己有权利，也想到权利背后的纪律；不妨进取，但也想到进取之时，顾及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