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故里 – 笔记

父亲去世之后，下一代（至少是儿子）会感受到一种焦虑：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他成了孤独的排头兵。

我在精神上依然属于我少年时成长的那个世界，因为我永远也无法在情感上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每当听到有人用鄙夷或事不关己的态度评论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时，我就感到不适，甚至憎恨。我毕竟是在这样的阶级里长大的。对于群众的游行抗议、罢工运动，有钱有势的家伙们总是表现出不满，每当见到这样的情景，我会本能地感到憎恶。即便我万分努力地想要通过改变自己与原来的阶级脱离关系，工人阶级的本能依旧存在。

但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排斥工人阶级，实际上我也在践行这种排斥。“被动员的阶级”或者说“可以被动员的阶级”是理想化、甚至是英雄主义化的概念，它与构成这一阶级的，或者说有可能构成这一阶级的一个个真实的人完全不同。

当知道父亲已经病重时，他仍然尽可能地拖延着不去看望父亲。对于这一行为他评论说：“我给母亲的解释是我憎恨父亲，但这不是真的。真相是，我‘曾经恨’他，我希望将这种憎恨保留下去。我不想看到他现在衰弱的样子：这不是我憎恨的那个父亲。”

阶级敌人通过国家法律无时无刻不在行使着他们的权力，平民阶级则用犯罪的方式顽固地抵抗着这种压迫。

这种本能的归属感与一个人属于怎样的社会群体密切相关。他们把共产党直接称作“党”。

党”着力在人们意识中建立的、在政治团体中传播的一套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工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价值取向，以及对外界秉持的态度。所以投票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集体肯定自我、肯定自身政治分量的方式。

对于平民阶级、工人阶级，投靠左派首先是因为他们想要改变自己每天都要遭受的不公待遇。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抗议，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宏大观念之上的政治规划。他们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而不会关注离自己非常遥远的问题，这种遥远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虽然他们把“应该好好地革命一番”这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但这句话只说明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以及让他们难以忍受的不公待遇，而不是重新建立一种政治体制。对他们来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催生着一切（“这都是注定的”），似乎只有“革命”（人们不会思考如何以及何时何地发动革命）才能对抗那些罪恶的力量（用一种神秘力量对抗另一种神秘力量），也就是右派、有钱人、大人物等——那些给“穷苦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带来许多痛苦的家伙们。

他们并不想丧失这每天几个小时对配偶的掌控，因为妇女的解放会给他们带来夹杂着羞耻的恐惧。

过去，我曾因为这种价值观的束缚，将本真的自我视为脱离常规、不正常，以至劣等、可耻的。它无疑也解释了我为何对正常与否的判断标准如此不屑：将这套标准施加给我们的人（从根本上讲，他们确实为大众建立了标准），却是一群可以以正当名义“破坏”规则、享有非标准化待遇的人。如今，在经历过我所经历的一切后，我知道了用于判断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相对的、人为的、可变的、与所处背景相关的，且两者相互交叠，总是非绝对化的……我还知道违反社会规则的人不单要时时生活在焦虑与痛苦之中，还很有可能为此遭遇身体上的折磨，因而就会强烈地渴望进入那个合理合法的、“正常”的世界（政府的强制措施之所以能生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种渴望②）。 　

为什么我会排斥自己，为什么我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我与资产阶级，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来往让我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如此羞耻？在思想上、政治上，我宣称自己反对阶级分化，但为何社会阶级的概念如此深入我心？”

如果我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我应该承认，我之所以在求学期间认同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左派思想，只是因为我想通过这种方式美化工人阶级、将其看作一个神秘的群体，

一旦他们有能力，就会不断贷款，购买那些他们梦想得到的东西：一辆二手汽车，再后来是新汽车，还有电视机，以及在产品目录上选购的家具（在餐厅放一张弗米加塑料桌子，在客厅放一套仿皮沙发……）。看到他们被单纯的物质需求，甚至只是嫉妒（“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们也有权拥有”）所驱使，看到他们在政治投票过程中依然被这种欲望和嫉妒所控制（即使他们不会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悲哀。我家里面的所有人，都喜欢吹嘘某样物品的价格，以此展现自己并不需要什么，自己过得很好。他们将自己的骄傲和荣誉感寄托在这种吹嘘价钱的爱好中。这些显然与塞满我大脑的那些关于“工人运动”的宏大叙述不相符，但如果一种政治观念对于它所解读的群体的真实生活毫不关心，还因为他们不符合它的想象而批评他们，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念？无论如何，应该改变这种叙述，改变它的单一性，增加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且将历史事实重新放入其中。工人阶级并非一成不变，1960年到1970年间的工人阶级与1930年到1950年间的工人阶级并不相同：拥有相同的社会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经历了相同的社会现实并拥有相同的欲望。

我不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一定认为自己从属于社会之中某个既定的，被称为阶级的群体。社会阶层无疑客观存在，但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并不一定存在。

我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缺乏阶级归属意识是可能的。统治阶级意识不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群体（就如同白人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白人群体，异性恋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异性恋群体）。因而，这段评论也展示出它的真实面貌：属于特权阶级的作者天真地承认自己在接触社会学之前没有阶级意识，而这件事本身恰恰展示了他的社会身份。

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⑪。日常生活的艰辛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他们自己的阶级归属，更何况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阶级的生活条件与自己的差距。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我们是如此不同时，我们怎么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份呢？ 　

左派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党派内部的和属于国家政府的）开始用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他们替统治者（或者与统治者一同）发言而不再为被统治者（或与被统治者一同）发言，于是他们采用统治者视角来看待世界，并轻蔑地（被统治者可以感觉到左派通过暴力的语言表达着他们的轻蔑）排斥被统治者视角。他们所做的至多是在那些充满基督教意味和非功利意味的新保守主义论调中将过去的被领导者和被压迫者（和他们进行的战斗）这样的表达置换为今天的“边缘人群”（和他们似乎本来就有的消极、被动），并在演讲中表现出对他们的关心，他们提出一系列致力于帮助“穷人”以及“不安定因素”和“公司解雇”的受害者的治国措施，将他们视为这些措施潜在而沉默的施用对象。而这一切只是一个聪明、伪善、奸诈的策略，它消除了一切人们对压迫与抵抗、社会制度的再生产与其变革、阶级对立的惯性及其产生的动力这些概念进行研究的途径。

工人阶级”和工人（更广泛地说是平民阶级）在政治话语中的消失造成的主要结果，是在左派思想的感召下，工人世界过去所拥有的与另外一些社会阶层（公共部门职员、教师等）的联系断裂了，从而导致了新的“历史集团”（葛兰西提出的概念）的形成。“历史集团”集聚了大群大群的、散落的、脆弱不安的平民阶级，以及商人群体或法国南部生活优渥的退休人群，甚至还有法西斯主义的军人群体和旧式传统天主教家庭，于是这一“历史集团”便在很大程度上与右派甚至极右势力结合了。

那些知识分子宣扬着阶级优越性，并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平民阶级身上，他们声称自己关心平民阶级的诉求，热爱平民阶级“本能的智慧”（正因为他们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任何一个平民阶级成员——如果在阅读19世纪的文字时读到他们不算数的话——他们对此更加富有热情），

那些如果没有发言人替他们说话（为了他们的利益或者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话）就难以表达自己的人们，正是通过政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同样的文凭对于拥有不同社会资源和掌握不同（进行职业规划所必要的）信息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形下，家庭的帮助、人际关系、信息网络等因素都将影响文凭在工作市场中的价值。说到社会资源，我得说，当时我几乎没有。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我当时完全没有社会资源。我也不掌握相关信息。所以，我的文凭没什么价值，或者说，没有很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