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 – 笔记

标注 – 第 10 页(位置 #107-108)
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标注 – 第 11 页(位置 #120-121)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标注 – 第 13 页(位置 #151-153)
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叫作“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在如此实力悬殊的战争中,自己最多不过蹭破点皮,俘获的却是众多的子女玉帛,这样的仗自然就特别爱打,也特别能打。官吏们要顶住多打几仗的诱惑,很有必要定力过人。
标注 – 第 13 页(位置 #153-154)
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的眼睛里,老百姓形同鱼肉。
标注 – 第 15 页(位置 #181-184)
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钱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用古汉语一个简洁贴切的词来表达,这叫“势所必至”。势之所至,潜规则生焉。即使这规则不合法,也可以转弯抹角将它装扮起来——广大群众爱护人民警察,凑点钱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标注 – 第 28 页(位置 #360-361)
拦大官的轿子和敲登闻鼓告状一样,都是很叫领导反感的行为,所告事实如有出入,按规定就要打八十板子,这是足以要老头们的性命的责罚。
标注 – 第 31 页(位置 #413-415)
第一等公平的标准接近市场上等价交换的标准,而市场交易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双方平等,拥有参加或退出交易的自由,谁也不能强迫谁。很显然,官府并不是老百姓的平等交易伙伴,官府是有权收费的。无论当时还是现代,抗粮、抗税或抗拒苛捐杂费,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标注 – 第 33 页(位置 #437-439)
公务员偷懒,按术语说就是追求闲暇效用的最大化,这是很有名的,举世公认的,中国人民也是充分理解的。大家并不真指望官员们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许有这种良心,但是没有这种必要。
标注 – 第 35 页(位置 #462-463)
以鲁迅“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标准,我们不妨把第一等公平称为臣民级的公平,把第二等公平称为奴隶级的公平。
标注 – 第 36 页(位置 #474-476)
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
标注 – 第 43 页(位置 #575-578)
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标注 – 第 47 页(位置 #634-635)
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
标注 – 第 50 页(位置 #670-671)
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标注 – 第 50 页(位置 #679-682)
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的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
标注 – 第 50 页(位置 #682-683)
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标注 – 第 54 页(位置 #724-725)
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标注 – 第 63 页(位置 #860-865)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说领导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难道有谁能天真地指望钱能向皇上汇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么?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标注 – 第 64 页(位置 #875-878)
都说皇上如何威严了得,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块头很大却又聋又瞎的人。他不了解情况,被人家糊弄得像个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侵犯了他家的根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顿,左右又有亲信拉手扯腿,说他认错了人。说不定这人还真是他的亲戚。皇上本来就够孤独无助了,就算有点怀疑自己的亲信,总不能连他们一并收拾了吧?
标注 – 第 70 页(位置 #953-954)
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正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领导实利和面子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标注 – 第 72 页(位置 #976-980)
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生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而帝国体制延续两千多年,利害格局已经相当稳定。双方都认识到,遵守这套成规对自己最有利。这就好比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不成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是交易,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害人家,对无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
标注 – 第 82 页(位置 #1119-1122)
就如同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有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一样,在竞争声望、关系、安全和人缘的官场上,似乎也存在一种官场利益平均化的趋势。当然这么说不确切,因为官场利益是向着制造利益和伤害的能力流动的,如果制造利和害的能力谁都有一点,就会呈现利益均沾的局面,不过这种能力的分布并不那么平均。
标注 – 第 87 页(位置 #1194-1195)
清官究竟在哪里呢?清官光荣地牺牲了,成了大家的好榜样。
标注 – 第 91 页(位置 #1255-1258)
名义上权力在皇帝手里,但是皇帝不能干、不肯干,这时候,在没有合法的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条件下,行政大权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顾问和随从手里了。这是潜在的规矩,却是真正管用的规矩,不懂这个规矩的人将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究竟是公开代理的宰相制度好,还是明朝的悄悄代理好呢?公开代理好歹还有个公开推选宰相的过程,悄悄代理则全凭个人的私下手段,譬如刘谨那种引导皇上玩鹰玩狗讨皇上欢心的手段
标注 – 第 92 页(位置 #1264-1266)
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制度一样,都是舍弃了选贤任能功能的官员选择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运气的肥缺分配制度。这两种制度还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够资格,够年头,然后才轮得上你抽签。
标注 – 第 96 页(位置 #1317-1320)
大家先凑钱买个官当,按入股的比例分赃——这就意味着贪污准备最充分、贪污压力最大的人最可能当官。这显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门里充满了贪官污吏和结伙打劫强盗,动辄敲诈一二两银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见穷山恶水贪官刁民了。
标注 – 第 96 页(位置 #1323-1329)
论资排辈和抽签本身堪称极其高明的流线型设计。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那就是论资排辈加抽签。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人人都会老的,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以成势。至于在相同资格和辈分的条件下抽签抓阄,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排,而天意和命运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无法反对的。 最后还有一条好处,一旦开始了论资排辈,再要废除就不太容易,代价会很高,因为耐心等待多年的编织了坚实的关系网的人们会群起围攻,说他的坏话,造他的谣言,保护自己即将到手的利益。
标注 – 第 98 页(位置 #1346-1348)
孙丕扬创建掣签法,虽然不能辨才任官,关键是制止了放任营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说不定情况更糟。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圣贤的话去责难他[44]。
标注 – 第 98 页(位置 #1356-1357)
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也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
标注 – 第 101 页(位置 #1388-1389)
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
标注 – 第 107 页(位置 #1470-1473)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标注 – 第 113 页(位置 #1552-1556)
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行为边界总要朝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如果更细致地划分,行为边界的移动还有名义移动与实际移动之别。 法律是公开标明边界,改动起来比较麻烦。实际管用的边界,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换了位置。套用一句哲学名言来说,“法行故法在”,无人防守的边界其实算不得边界。由于无人把守,实际边界便暗自移动,名义边界也会羞答答地渐渐跟上,
标注 – 第 117 页(位置 #1599-1608)
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送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璧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画价格的模糊性提供了安全性。字画店的老板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规矩收一笔手续费。我想,这些门道和规矩,都凝结着我们祖先千百年的智慧和知识,相形之下,现在的官员真是太俗太蠢太无知了。红包书记说现在的人送礼,经常在香烟、酒盒、果箱里藏钱,还送一些空调和微波炉之类的夯货。这再次表明了潜文化传统的断裂,似乎一切都要从头摸索。从好的方面说,技巧的笨拙表明行贿发生的次数不多或时间不长。从坏的方面说,又表明这种现象的生存环境更好,官员的脸皮更厚,无须精巧打扮。即使将来打击得紧了,官员的脸皮薄了,其发展潜力仍不可限量。未来的监察官员们,你们任重而道远。
标注 – 第 118 页(位置 #1619-1620)
中国的基本政治现实是:政府的专制传统很少改变,人民无权也无力监督和更换统治者。五十年来,这个传统不但没有削弱,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
标注 – 第 121 页(位置 #1660-1662)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老百姓是虾米,靠泥土中的微生物生活。县太爷之流的小官是小鱼,靠百姓生活。权贵以及权贵左右的助手是大鱼,靠勒索小官生活。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吃的数量适当,别超过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这就是合理的。
标注 – 第 123 页(位置 #1690-1701)
从正式规则中受益,在潜规则中受损的普通老百姓呢?他们自然是支持晏子的,可惜,他们的力量太弱,声音太小。他们的赞赏不能使晏子升官,而三邪二谗却可以。他们挨饿并不能让晏子丢官,而三邪二谗却能够。这些老百姓,按照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是一麻袋毫无组织的土豆。而缺乏组织的土豆,一麻袋也好,一火车也好,在土豆们进行利害计算的时候,损益得失无异于一个土豆,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是所有的土豆之和。零散的土豆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们,赐予他们雨露阳光。 按照马基雅维里的分析,这些土豆不仅能力不足,热情也不够。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获利的老百姓,只是一些无精打采的支持者。他们怕三邪二谗,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够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谗却热情十足,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晏子进攻。当然,我们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够意思,说他们胆小怕事。如果把晏氏转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在每次转变造成的新增得失中,每个人确实摊不上多少。他们犯不上为这一点东西冒险招惹政府官员。而分摊到三邪二谗的头上,每个人得失的份额都足够多,足以激发起大家高昂的热情。总之,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谗的政治热情高昂,这是有数学计算上的根据的。 双方的热情和影响力的差距如此巨大,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行政官员何去何从已经命中注定了。
标注 – 第 124 页(位置 #1708-1714)
可是我们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强大压力。我们发现,原来上边是很想让我们媚的,诱导我们媚,暗示我们媚,强迫我们媚,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上贡,就要贡鱼贡虾,这就难免欺负下边,让鱼虾们倒点霉。出乎意料的是,下边也很愿意我们欺负,虾群中的积极分子会主动协助我们欺负,把他们的邻居加工好,送货上门,并不用我们太费心。如此容易地“欺下”之后,我们又进一步认识到,原来老百姓并不难欺负,欺负了他们几次,他们也没什么办法。那么我们如何是好?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呢,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硬要跟领导和群众对着干呢?
标注 – 第 125 页(位置 #1714-1720)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看,对抗当然是要倒霉的,听话才有出路,自己也可以跟着沾点光。但是从道德是非的角度看,欺下媚上毕竟有点不对劲。怎么办?这是每个官员都躲不开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可以逼迫大多数人显现原形的问题。如果碰上思想不那么纯洁,立场不那么坚定的人,恐怕就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我对抗领导,然后丢掉饭碗,真能起到什么好作用么?白白牺牲了自己,换上来一个新的,说不定一点良心也没有,欺压老百姓更加残酷,还不如我呢。为了减轻东阿人民的损失,我要坚守岗位,多跟领导合作,少搞对抗。——如此一想,良心竟然被我们糊弄平整了,我们也就可以坦然地媚上欺下了。这种官场生存策略的转变正好与晏氏转型相对应。
标注 – 第 144 页(位置 #1984-1987)
漂亮话本来对安抚人心大有作用:同样是饿肚子,心里以为饿得对,饿得公道,就可能缩在家里等死;心里以为不公道,就很可能骂一声娘,拎着大棒子出门。所以林彪元帅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漂亮话确实可以当枪用。
标注 – 第 146 页(位置 #2021-2024)
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但是,当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标注 – 第 147 页(位置 #2027-2030)
孔子是最反对用暴力的,整个儒家都有这个意思,要仁,要有同情心;当然我也充分尊重你的权利,你打天下也不容易,我们也尊重。在前一个意义上,孔子一生不得志,他的后代也没怎么得志。但是孔子充分尊重了大人的利益,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又被人家抬到大成圣至文宣王的位置上。他的折中,使得双方都得到了好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又是最走运的人。
标注 – 第 148 页(位置 #2048-2050)
“奉天承运”这四个字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改定的。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里说,在元朝,诏书开头的套语是蒙古语的音译:“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为这口气不够谦卑,改为“奉天承运”。
标注 – 第 156 页(位置 #2152-2154)
为了这点小钱尚且有人费心费力地制假贩假,更多更大的机会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这恐怕也是当时人生之艰难和资源之贫乏所决定的。这一点,现在应该是有所改善了。
标注 – 第 159 页(位置 #2193-2195)
假充雷锋的现象曾经相当普遍,“假积极”这个词也曾经相当流行。时过境迁,现在还有谁骂别人“假积极”么?现在诳时惑众的是假洋鬼子和真真假假的大款大腕,而不是假孝子假道学假仁假义和假积极。
标注 – 第 161 页(位置 #2213-2216)
西方人处理基本人际关系的常规是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这算是什么人格理想?再说得好听一点:做一个善于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权利的好公民,一个自利同时也遵守社会义务的好公民,这能算是理想吗?为人民服务呢?爱呢?天理呢?道呢?历史规律呢?人生的意义呢?终极价值呢?难怪西方人说自己精神危机!
标注 – 第 161 页(位置 #2216-2221)
但是我以为西方人的主意并不坏。公民人格很有资格成为我们今天乃至未来数代人的理想人格。假设这个理想真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描绘的靠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现象虽然不会寿终正寝,赤裸裸的坑蒙拐骗总不会有了。此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之类的痼疾,满口的为人民服务,一肚子营私舞弊之类是顽症,居然也出乎意料地失去了流行的适宜温度。剩下一个大家诚实地劳动,干净地挣钱,尊重自己也敬重别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很糟糕很庸俗的结果吗?
标注 – 第 161 页(位置 #2221-2221)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
标注 – 第 162 页(位置 #2235-2237)
不必担心丢了咱们的传统。古今中外的人心自有相通之处,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的时代,在劳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或莫大乐趣之前,在纳贡服徭役修陵寝的时代过去之后,人有一种不得不然的为人之道,不管你叫它什么,也不管你的传统是什么。
标注 – 第 166 页(位置 #2289-2296)
近来的报纸和电视上,宣传破除迷信的东西多起来了。我很理解这种现象。自从法轮功的门徒到中南海静坐示威之后,破除迷信就有了“政治”意义。官方对来自民间的意识形态挑战做出了反应:调兵遣将打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这种格局本身便足以证明,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正处于战国时代。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早就崩溃了,不过上上下下仍有一些信奉者;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正在大力宣扬和努力高举之中,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西方的民主人权理论有许多信奉者,却又不断受到官方的批判,缺乏合法生存的条件;各种气功理论在民间广招信徒,但是百年来其儒释道的根基饱经政治摧残和自然科学的蚕食,败军之将要收复山河谈何容易。总之,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已经过去,新的统一尚未完成,什么都有人信,但什么都缺乏真正的权威和普遍的说服力。
标注 – 第 168 页(位置 #2310-2313)
我们面对的毕竟是有尊严和良心的活人呀。我问自己:如果我是那些员工,我会贪污么?我确信自己不会。我可能偷懒,但绝对不会贪污,连想都不会想。那么她们为什么与我不同呢?也许,她们觉得自己那么做很合理?譬如,按照马列主义的说法,老板是剥削者,她们是被剥削者,剥夺剥削者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等等。或者干脆连这种自我辩护都不需要,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标注 – 第 170 页(位置 #2342-2351)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90](《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压迫者就在这种关于来世的想象和期待中,对虚无飘渺的报应的信念中,得到了替代性的安慰。反过来,压迫者也感觉到了一些威胁和不安。如果一报还一报可以延伸到阴间,延伸到死后,这毕竟叫作恶者心里有点不塌实。如果说这种信念不好,需要批判,那么,剩下的恐怕将是另外一种无所顾忌的更糟糕的信念:损人利己占了便宜,不占白不占。与人为善吃了亏,亏了也白亏。这是鼓励害人的信念。如果我们企图将恶人心里的最后一点不塌实也铲除干净,却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建立遏制恶行的机制,那你到底在干什么?
标注 – 第 176 页(位置 #2435-2435)
官吏的私心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度,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度。
标注 – 第 201 页(位置 #2759-2761)
“权利”二字联用,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古人已有的用法中,都没有仁义的影子。人家在欧美老家原本是“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到了中国,竟换成满脸的权势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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