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 – 笔记

标注 – 第 24 页(位置 #367-367)
一旦人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不服从,人们就会正大光明地不再服从。
标注 – 第 27 页(位置 #411-419)
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做人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一切的人来说,是无须给予什么补偿的。这样一种放弃,是同人的天性不相容的。剥夺了一个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行为的道德性;规定一方享有绝对的权威,而另一方无限地服从,这种条约本身就是无效的和自相矛盾的。很显然,对我们有权要求他做一切事的人来说,是无须承担什么义务的。这样一种既不等价又无交换的条件,难道不表明它本身是无效的吗?因为,既然我的奴隶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既然他的权利就是我的权利,他还有什么权利反对我?这样一种我自己反对我自己的权利,岂不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吗?
标注 – 第 28 页(位置 #423-426)
酿成战争的,是物的关系,而不是人的关系。既然战争状态不可能产生于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只能产于实物的关系,那么,无论是在无任何固定财产的自然状态中,还是在一切都受法律管辖的社会状态中,都不可能发生私人战争或个人对个人的战争。
标注 – 第 36 页(位置 #541-543)
“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式,使每一个在这种结合形式下与全体相联合的人所服从的只不过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样的自由。”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根本问题。
标注 – 第 40 页(位置 #608-613)
为了使这项社会契约不致成为一纸空文,它就不言而喻地包含有这样一个约定,即:只有它才能使其他约定具有效力;谁拒不服从公意,整个共同体就要强迫他服从公意,这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因为这是保证每个公民只依附于祖国而不依附其他人的条件。有了这个条件,才能使政治机器有力地运作起来;只有这个条件才能使社会约定成为合法的。没有这一条件,任何社会约定都将是荒谬的,暴政的,而且会遭到严重的滥用。
标注 – 第 42 页(位置 #644-645)
单有贪欲的冲动,那是奴隶的表现,服从人们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能自由。
标注 – 第 44 页(位置 #661-664)
要认可最先占有者占有某块土地的权利,就必须符合这样几个条件:首先,这块土地尚无人居住;其次,他只能占有为了维持他的生活所需要的数量;第三,对于这块土地的占有,不能单凭某种表面的仪式,而要凭他的劳作与耕耘——在缺乏法律观念的情况下,这两项是财产权受到他人尊重的唯一标志。
标注 – 第 45 页(位置 #678-682)
在这一转让行为中,奇特之处在于:共同体在接受个人的财富时,不仅没有真正剥夺个人的财富,反而保证了个人对财富的合法拥有,把占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对财富的享用转化为对财富的所有权。这时候,财富的拥有者将被看作是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他们的权利将受到国家所有成员的尊重,以国家的全部力量保证它不受外邦人的侵犯。这种转让对公众有利,对他们自己更为有利,可以说他们得到了他们所献出的一切。
标注 – 第 46 页(位置 #693-697)
人类进入社会状态后,财产观念必将产生,这是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卢梭在他的《爱弥儿》中主张,应当使孩子从小就获得这个观念。用什么办法使孩子获得这种观念呢?是直接灌输,教他长大以后如何聚敛钱财吗?不是,恰恰相反,卢梭采取的办法是从“追溯财产的起源开始,”使孩子通过劳动,对财产,特别是对土地占有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书中关于种蚕豆的对话很有趣,用天真平凡的语言阐明了复杂的经济学问题。
标注 – 第 48 页(位置 #723-726)
虽说由于个人利益的冲突使社会的建立成为必需,但只有靠这些个人的利益达成一致,才使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利益有共同的地方,所以社会联系才得以形成;如果不同的利益不在某一点上达成一致的话;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因此,社会应当独一无二地按照这个共同的利益来治理。
标注 – 第 48 页(位置 #726-728)
既然主权是公意的运用,那它就永远是不可转让的;主权者既然是一个集体的存在,那就只有它自己能代表它自己。权力可以委托他人行使,但意志不能听任他人支配。
标注 – 第 51 页(位置 #779-782)
公意始终是公正的,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人民的意见也永远是公正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幸福,但总是不知道如何得到幸福。人民永远不会被败坏,但人民往往会受欺骗。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民看起来才好像是愿意把不好的东西当作好的东西来接受。
标注 – 第 52 页(位置 #783-785)
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而众意考虑的则是个人的利益;它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从众意中除去互相抵消的最多数和最少数以后 (1) ,则剩下的差数仍然是公意。
标注 – 第 55 页(位置 #831-834)
权利平等和它们所产生的正义观念是由于每个人的偏私所产生的,因而也是由于人的天性所产生的;这也证明了公意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当在它的目的和本质上是公正的:它必须来自全体,才能适用于全体。如果它倾向于某个个别的和特定的目的的话,它就会失去它天然的公正性,因为这时候我们是根据一些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来进行判断的,因而便没有真正的公平原则来指导我们。
标注 – 第 56 页(位置 #852-854)
只要臣民们都只服从这样一个约定,他们就不是在服从任何一个个人,而是在服从他们自己的意志。如果问主权者和公民各自的权利会扩大到何种程度,那就等于是问公民们将自己约束自己——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到何种程度。
标注 – 第 58 页(位置 #884-890)
凡是侵犯社会权利的歹徒,便由于他的恶行而成为危害祖国的叛逆;他破坏了祖国的法律,因而也就不再是祖国的一个成员了,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向祖国宣战。这时候,祖国的存在与他的存在是不相容的,这两者之中必然有一个被消灭。其实,处死罪犯,所处死的是敌人,而不是公民;起诉书和判决书就是他破坏了社会公约的证明和宣告,因此他就不再是国家的一分子。如果他以居住在祖国为理由而把他自己看作是祖国的一个成员的话,就应当把他作为公约的破坏者而流放国外,或者把他作为公众的敌人而处死,因为这样一个敌人已经不再是一个道德人,而是一个个人;这时候就可以用战争的权利处死被征服者。
标注 – 第 61 页(位置 #932-933)
任何一种以个别对象为目的的职能,都不属于立法权的范围。
标注 – 第 62 页(位置 #946-952)
人民总是希望自己幸福,但他们总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得到幸福。公意永远是正确的,但引导公意的判断力并不总是明智的。因此,必须使它不仅要看到对象当前的真实情况,有时候还要使它看到对象呈现的假象,必须向它指出它应当走的道路,使它不受个别意志的诱惑,使它看准时间和地点,要看到未来的隐患而放弃眼前表面上似乎是有利可图的好处。个人知道什么是幸福,但往往把幸福轻易失去;公众希望幸福,但却看不到幸福在哪里。这两者都需要有人去指导:告诉前者如何使他们的意志服从他们的理性,告诉后者如何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这样,公众的智慧就能使理性与意志在社会体中结合起来,从而使各部分能完美地通力合作,使全体的力量得到最大的发挥。要达到这些目的,就需要有一个立法者。
标注 – 第 70 页(位置 #1068-1069)
民族和人一样,只是在他们青年时期是温驯的,到年岁稍长,便变得难以驾驭了。习惯一旦形成,偏见一旦扎根,若想把它们加以革除,那是很危险的而且是徒劳的,
标注 – 第 71 页(位置 #1079-1080)
我们能争取自由,但我们永远不能恢复自由。
标注 – 第 78 页(位置 #1194-1198)
如果我们努力探索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这是一切立法体系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那么,我们将发现它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的目标,即自由与平等。为什么要自由?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依附于他人了,则国家共同体就会少去这个人的力量。为什么要平等?这是因为没有平等,自由就不可能存在。
标注 – 第 88 页(位置 #1347-1352)
在‘政府’这个名词中,包含有一些含混不清的意思,必须多说几句加以解释。‘政府’一词的含义,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是相同的,推究其原因,是由于各国的宪法并不完全一样。在君主国,行政权和主权的行使是结合在一起的,政府就是君主本人;他通过他的大臣、资政和各种绝对顺从他的意志的团体,行使他的权力。而在共和国,尤其是在民主制国家中,主权者从来不直接亲自行使政权;这一点,与君主国完全不同。在民主制国家中,政府只不过是行使行政权的机构,而行政权与主权是截然有别的。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标注 – 第 94 页(位置 #1433-1435)
按照“民主制”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来看,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这是违反自然秩序的;让人民经常不断地集合起来处理公共事务,这也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我们很容易就可看出,如果因此而设立许多机构,其结果就不可能不改变行政的形式。
标注 – 第 94 页(位置 #1436-1437)
如果政府的职权是分掌在许多人的手里的话,那么,少数人迟早会独揽大权的,因为,仅仅是为了处理事务方便起见,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这样做的。
标注 – 第 95 页(位置 #1442-1444)
奢侈是财富过多的结果,或者说,正是由于它,人们才去追求财富,因此,它既败坏了富人,也败坏了穷人:以占有欲败坏前者,以贪婪心败坏后者,使国家变得软弱和爱好虚荣,从而丧失它的全体公民,让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并使他们最后全都成为舆论的奴隶。
标注 – 第 98 页(位置 #1490-1492)
最好的和最自然的秩序是由最贤明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的目的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切不可徒劳无益地增加办事机构,也不可用两万人去做只需一百个经过挑选的人就能做得更好的事情。
标注 – 第 101 页(位置 #1549-1553)
在共和制政府中,公众推举到重要岗位的,几乎都是精明能干的人,这些人都能很光荣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而在君主制政府中,窃据高位的,往往是一群摇唇鼓舌的卑鄙小人和卑鄙的骗子与阴谋家。他们凭他们的那点小聪明而位列朝臣,而一登上了要津,便暴露出他们原本是无能之辈。在官员的选择方面,人民是比君主少犯错误的。在君主制中,有真才实学的人担任大臣的事例为数之少,就如同在共和制中把一个傻瓜选为政府首脑那样十分罕见。
标注 – 第 103 页(位置 #1577-1580)
历史上著名的伟大的国君都不曾受过什么如何进行统治的教育。统治是这样一门学问:学得太多,反而掌握得愈少,反倒是在服从他人的过程中比在指挥他人的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更多。“辨别好与坏的最可靠的办法是问你自己:如果当国王的是别人而不是你,你愿意要什么或不要什么。”
标注 – 第 109 页(位置 #1671-1674)
人民与政府的距离愈大,则赋税的负担便愈重:在民主制下,人民的负担最轻;在贵族制下,负担就比较大了;而在君主制下,人民的负担是最重的。因此,君主制只适合于富国,贵族制适合于在财富和版图方面都适中的国家,而民主制则适合于又小又穷的国家。
标注 – 第 110 页(位置 #1676-1677)
专制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人民幸福而统治臣民,而是为了使他们贫穷困苦才便于统治。
标注 – 第 113 页(位置 #1729-1731)
人民的力量只有集中起来才能行动;一分散开,就会被消灭,同火药散落在地上只能星星点点地着火是一样的。因此,人口愈稀疏的国家,便愈适合于暴君的统治:猛兽只能在荒野中称雄。
标注 – 第 115 页(位置 #1756-1760)
政治结合的目的是什么?政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其成员,并使他们繁荣昌盛;而他们的生活不但得到了保护而且很幸福的最可靠的标志是什么呢?是他们人口的数目,因此,不要到别处去寻找这个争论不休的标志了。假定所有其他条件都是相等的,一个政府,如果人民生活在其治理之下,不靠外来移民,不靠归化,不靠殖民,而能人丁兴旺,人数大增,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反之,如果在它的治理之下人口减少而衰败,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坏的政府。
标注 – 第 122 页(位置 #1860-1862)
政治体的生命的原动力,存在于主权权威;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行政权是国家的大脑,大脑指挥各部分的活动。大脑可能瘫痪,但人可依然活着。一个人尽管是白痴,但他总是活着的。然而,心脏一旦停止跳动,任何动物都会死的。
标注 – 第 125 页(位置 #1909-1910)
而“臣民”与“主权者”这两个词是互相关联的同义语,这两者的意思结合成单独一个词,称为“公民”。
标注 – 第 128 页(位置 #1950-1965)
一旦为公众服务不再成为公民心目中的主要事情,一旦他们宁肯花钱雇人而不愿自己亲自花力气去服务,则国家便接近于毁灭了。要去打仗吗?他们可以出钱雇兵,而自己待在家里。要去开会吗?他们可以推选议员,而自己待在家里。由于懒惰和金钱的缘故,结果是:他们养兵来奴役祖国,养代表来使祖国大受其害。 由于商业和工艺搅得人心浮躁,由于人们唯利是图、疏懒和贪图安逸,因而使人的亲手服务变成了用金钱雇人替自己去服务。人们宁肯花钱,为的是使自己能轻轻松松地去挣更多的钱。殊不知花钱的结果是:不久就会使自己受到奴役。“钱财”这个词是奴隶的用语;在城邦里是没有这个词的。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公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亲手做,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要花钱的。他们不仅不用金钱去免除自己的义务,反而是既花钱又还要亲手去尽自己的义务。我对一般人的看法实在不赞成,不过,我认为劳役比赋税更不违反自由。 国家的体制愈好,公众的事情在公民们的心里便愈重于私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甚至是很少的,因为公众共同的幸福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包括了每个人的个人幸福,因此他不需要再去寻求什么特殊的关照了。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城邦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参加集会,而在坏政府的治理下,谁也不愿意挪动身子去参加。因为会上的事情,谁也不关心;人们早就料到公意在会上是不会占优势的,与其去参加这种会,还不如关心自己家里的事为好。从良好的法律中会产生更好的法律,从坏法律中必然会产生更坏的法律。一旦当人们一提到国家的事情就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可断定国家即将灭亡了。 爱国心的淡薄,个人利益的膨胀,国家的庞大,对邻国的征战和政府的滥用职权,这一切,不言而喻,就是导致国家的议会里之所以有议员或代表的原因。
标注 – 第 129 页(位置 #1967-1973)
同主权是不可转让的道理一样,主权也是不能由他人代表的。主权实质上就是公意,而意志是绝对不能由他人代表的。它要么是自己的意志,否则就是别人的意志,中间的意志是没有的。人民的议员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最后决定之权。任何法律,不经过人民的亲自批准,都是无效的,都不能成为一项法律。英国的人民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简直是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选举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选出,英国的人民就成奴隶了,就什么也不是了。在他们短暂的自由的时间里,他们对自由的使用办法,正适足以使他们失去自由。 “代表”
标注 – 第 136 页(位置 #2078-2081)
创建政府的行为,绝不是一项契约,而是一项法律。行政权力的受托者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任命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人民既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对官吏们来说,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是服从的问题。在承担国家交给他们的职务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尽自己作为公民的义务,而没有以任何方式谈论条件的权利。
标注 – 第 139 页(位置 #2119-2122)
正直和朴实的人们正是由于他们的单纯,反而不容易受欺骗。诱惑和花言巧语休想引他们上钩,他们甚至精明到还不足以当傻瓜呢。当我们在人民最幸福的国家里看见一群群的农民聚集在橡树下非常明智地讨论国事时,我们对其他国家中的那种故弄玄虚的做法能不感到可笑吗?他们装模作样,把一切都弄得很神秘,结果使他们自己声名狼藉,苦不堪言。
标注 – 第 141 页(位置 #2161-2164)
对公共事务的态度,是显示道德风尚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的好坏的一个相当可靠的标志。集会上的气氛愈是和谐,也就是说大家的意见愈趋于一致,则公意便愈占上风;反之,长时间的争论不休,意见分歧,甚至吵吵嚷嚷,便表明个人的利益在大肆活动,国家在走下坡路。
标注 – 第 185 页(位置 #2836-2843)
我们之所以感到自己的力量微弱,其原因,更多地是来自我们的贪心,而不是来自我们的天性。我们的需要使我们彼此互相接近,而我们的贪欲却使我们互相分离;我们愈是成为我们同类的敌人,反而使我们更加觉得不能没有我们的同类。普遍社会的原始纽带就是如此;它是普遍的仁爱之心的基础。然而,尽管大家都认识到了这种仁爱之心的必要性,而这一必要性却反而扼杀了我们的感情。大家都希望得到仁爱之心结的果实,可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去培育它:天性的一致性 (2) ,在这一点上其作用为零,因为,对人类来说,这既是引起他们争吵的原因,同时也是使他们相结合的原因;既使他们经常彼此竞争和互相嫉妒,同时也使他们互相理解和互相协作。
标注 – 第 188 页(位置 #2879-2881)
公众的幸福或苦难,并不是个人的幸福或苦难简单地加在一起的总和;它存在于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纽带中,它大于这个总和;不仅不是公众的福祉建立在个人的幸福上,反而是公众的福祉才能成为个人幸福的源泉。
标注 – 第 198 页(位置 #3028-3029)
政府是在属民与主权者之间建立的一个中间体,它的目的是使这两者互相适应,并负责法律的执行和保障公民与政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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