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 – 笔记

他们不想成为课堂中的出色学生，而是想成为好“哥们儿”。在那样的追求中，对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生动洞察”与劳动力的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得以实现。然而，这一切仍然只是文化启示，无法被口头表达出来，几乎只能作为文化所依赖的隐性前提来分析——这就是其成员就自身而言，对世界如何运作所作出的无意识假设。

对于“家伙们”来说，在他们注定的从属命运中，脑力劳动不但成了毫无疑义的“爬格子”，而且是“娘娘腔”的工作。依照“家伙们”的观点，即使是高薪的脑力工作仍被视为“娘娘腔”。相反，那些耗费体力、受剥削、薪水极低的体力工作却被视为男性气概的表现，其野蛮本质也得以掩饰。

学校不只是教育工具，更是文化生产和洞察的领地。当文化生产和洞察似乎在拯救世人时，我们就很难解开它们如何促成社会再生产这一谜团了。

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

当“家伙们”走进教室或参加集会的时候，他们总是相互点头示意，似乎在说“过来坐，和我们一块儿找点乐子”，脸上带着笑，斜眼瞅着老师在哪儿。

教师和学生之间就服饰问题而产生冲突并非偶然。对一个局外人而言，这种冲突可能很傻。但是，焦虑的老师和牵涉其中的学生都明白：服饰是他们争夺权威的阵地之一。这是文化冲突的一种现代形式。归根结底，这是关于学校作为机构的合法性的问题。

学校是正式的领域。它具有明确的结构：学校的建筑、学校的规则、教学实践、国家认可的教职工权力等级——我们已于细微之处见识到了这种权力、法律的威严，以及作为国家镇压机器的警察。“书呆子”接受了这种正式结构，并希望通过牺牲部分自主权以换得官方监护人对神圣法规的维护，但这通常超越了他们的职责范围。信徒心甘情愿的牺牲必然被不忠者所利用。

对“家伙们”来说，时间是他们想标榜为直接认同和自我导向的一部分的东西。时间是用来维持“家伙”这种状态的，而不是用来实现某种目标或者获得文凭的。

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比老师优越。老师们不知道“现实中的规矩”，因为他们一辈子就呆在中学或者大学里——“告诉我们，他们知道什么？”正如下一章将要显示的，反学校文化和工人车间文化之间有很多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家伙们”将工人阶级世界的工作视为唯一真正的世俗来源，这直接哺育和强化了不断彰显的反学校文化。

从小接触工作有助于他们形成一些参照系，从而决定他们今后对劳动和报酬、权威及其平衡的认知，也培养了他们对那些管理、指挥他们的人的怨恨。

故事的中心通常是他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女孩的感受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讨论女孩子时只关注女孩子们的性吸引力，她们的身份则微不足道：

和“随便就能上的女孩”相比，“女朋友”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女朋友代表着未被淫荡辱没的人类价值。她是忠诚的居家配偶。她不能有性经验——至少不能和别人有过。“老婆们”的风流韵事一旦流传开去，就会对男性气概和自尊带来极大的挑战。他们必须用男性化的方式应对： ［一次个人访谈］ X　他总是说三道四的，之前他就跟我的“老婆”出去玩过，然后他总是说些我不想听的话，然后你知道的，事情就传出去了……他还不他妈的吸取教训，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好吧，我因为这些狠狠揍了他一顿，他都不带还手的，他这色鬼跑了，然后他又说了点别的（……）他从周五就没来过学校（……）我要是抓到他，就要把他杀了，如果我把他摁到地上，他必死无疑。

和“随便就能上的女孩”相比，“女朋友”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女朋友代表着未被淫荡辱没的人类价值。她是忠诚的居家配偶。她不能有性经验——至少不能和别人有过。“老婆们”的风流韵事一旦流传开去，就会对男性气概和自尊带来极大的挑战。他们必须用男性化的方式应对：

工人阶级车间文化的核心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上级指导多么苛刻，人们总是在寻求意义，并为之搭建参照体系。他们运用自己的才能，即使在最受他人控制的活动中也能寻求到乐趣。

仅仅拥有失败者的资格是远远不够加入车间文化的。加入车间文化，需要有一技之长、反应机敏、充满自信，最重要的是能增强，而不是减弱现存的社会力量。正式命名的机构所支持、建构和组织的不是这种进行中的力量，因为那些机构要求按书面规则行事。

工人阶级文化普遍认为实践比理论更重要。一个工人从火柴盒背面抄来一句话，写成很大的标语放在车间里：“一盎司的敏锐直觉可以媲美整座图书馆的学位证书。”车间里充斥着关于纯粹理论知识愚昧不堪的虚构故事。实践能力才是首要的，是其他知识的基础。在中产阶级文化里，知识和文凭被视为个人在各种实践中实现提升的途径；然而在工人阶级眼中，理论是附属在特定生产实践上的。理论如果不能维持其相关性，就会遭丢弃。

这可以看做是知识的阶级功能，明确但通常不被注意。如果不是处在阶级社会，工人阶级的观点可能才是理性的看法，即理论只有在真正能帮助做事、完成实际任务、改变自然时才是有用的。理论必须与物质世界形成紧密的辩证关系。然而，对于更在乎自身在阶级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中产阶级来说，文凭作为社会性的掩护，是攀登社会阶梯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即使从未被应用到自然中，它还是值得拥有。理论的目的在于明确判定要把理论应用到哪里，或者哪里根本不需要理论。矛盾的是，工人阶级对理论的反感和排斥，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一种认识，即理论在社会伪装下空洞无物，即使是在这种认识被压制的时刻。

甚至那些在大城市高级社区的重点文法学校上学的违规生也认同理论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社会本质。对他们来说，文凭是阶级社会的一种选择和社会流动性。它不仅仅是把工作做得更好的能力。事实上，正是这种核心认识抑制了他们的反学校情绪：

归根结底，即使出现了所谓的各种“资源中心”，教师才是知识这一稀有、珍贵商品的控制者。在教学范式中，用于交换的知识所具有的价值，不仅仅源于它能换取资格、实现向上流动，还源于其保护制度的作用：知识是有权人的特权。教师发课本时，他们俨然是书的主人，书要是弄丢、破损或者污损，教师就会像是财物被破坏的房东一样恼羞成怒；教师们保管橱柜、图书馆和办公桌的钥匙和使用许可；他们备课、带领讨论，上课和下课都是他们决定的。

中产阶级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不是竞争性的，而是依赖性的。家中的轴心与学校里的轴心如出一辙。在上／下层的关系中，知识和指导用来交换期冀中的尊敬。因为父母具有支持孩子的经济能力，这个关系尤其稳固。因此，不管有何危机，父母总抱有应该对被监护者负责的观念，而不是像工人阶级那样对独立自主的孩子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产了学校中的关系。有关知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观点尤其得到了强化，虽然这些看法在某些方面还是不同于学校中更为理想化的范式。事实上，中产阶级父母比老师更强调学校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学校不是具体实践应用的理论源泉，而是文凭的源泉，从而确保在我们社会特有的交换链中实现流动。

我想差别是在你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显现的（……）我觉得，一般来说，我们会有更好的工作可选（……）我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向上爬，而那些“家伙们”，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他们就只能四处换工作（……）

现在谁要是总是容忍，他们就会一辈子被欺负。如果有人开始找你的茬，而你不立即显示你的权威，那他们就会一直欺负你，如果他们知道有些孩子可以欺负，那只要他们认识他，他们就会一辈子欺负他，他们会一直耍弄他。你得秀给他看，从一开始就让他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觉得什么是你有而“书呆子”没有的？ 斯派克　胆量、决心，不光是胆量，还有狂妄（……）我们比他们更了解生活。他们可能更懂点数学和科学，但那些都不重要。这些对谁都不重要。他们得去试，然后才意识到……他们二十岁的时候，可能才和我们现在懂的一样多。因为他们还得经历那些事。好吧，我是说我现在就已经经历过生活的不少阶段了，我已经有过得意失意，你尝过失望的滋味。我已经接受这些事，我已坦然处之。就是这样，对吧，但是“书呆子”们，当他们找到工作，他们，我该怎么形容呢……他们只不过是遵守规则，把工作做到最好（……）有些方面他们很聪明，他们在数学、科学和英语上很聪明，但是在生活方面不怎么聪明。在我看来他们是输家。

在匹配的工作中，他必须能坦陈有关欲望、性意识、喜欢豪饮和尽可能偷懒的想法。在这种工作中，人们必须可以相互信任，不会有人“爬到”老板那儿告“外人”或“偷东西”的状——这实际上也是“书呆子”最少的地方。事实上，这种工作场所肯定有老板以及“他们和我们”对立的局面，这样就总会出现告密者背信弃义的危险。未来的工作环境必须张扬男性气概。人们在这里不能“娘娘腔”，要“自己搞定”，瞧不起“笔头工作”而崇尚真正“干事”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你可以发表个人意见，不需要表现顺从。首要的直观标准是这份工作必须很快发高工资，可以搞点“诈取”和“额外津贴”好维持他们早已养成的抽烟喝酒的习惯，滋长那种“占优势”、“了解现实是怎么回事”的优越感。基本上，工作必须是同事都“不赖”、相互之间能共享一种文化身份的地方。

我觉得这就是不同。我们想的是眼前，现在就要找乐子，而他们考虑的是未来，将来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时光（……）他们是遵守规则的人。他们是公务员那种类型，他们会比我们先买房子和其他东西（……）他们会是有钱人，我说他们会成为公务员，有钱人，而我们会是砖瓦匠那种。

问题：“家伙们”并不是选择职业或特定工作，他们热衷的是一般劳动。大部分人工作——或者是面对他们接受的“苦活儿”——是因为他们急需用钱，他们认为所有工作都令人讨厌，真正重要的是这些工作的环境能够让他们表达自我，尤其是他们的男性气概，允许他们干活儿时能搞点从反学校文化里学来的消遣和“乐子”。这些需求与任何工作的性质都没有什么关系。

鉴于对待工作任务的态度，他们通过工作获得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哪怕之前他们视这种态度为自我绝缘的方式并趋之若鹜。当工人阶级子弟发现自己之前的自信其实靠不住时，很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反学校文化中的胜利色彩在把工人阶级子弟送进紧闭的工厂大门时就戛然而止。事实上，可以这么说，正是对这些矛盾（好运与不幸、知识和无知）的认可最终定格了工人阶级的宿命论和固步自封：这就是反学校文化的天真之处，以及与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之间的差别。等他们知晓答案时已经太迟了。表象之下，明显的诱惑之后，结局恰恰相反。这些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常见主题，预示着车间里成年工人的命运：他们来工厂工作的时候无一不是想积攒点钱，偿还一点债务，或者计划“有一天”开始自己做生意，但他们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工作了三十年。他们错失良机，抓住的机会又靠不住，这些都成了进厂工作前的集体迷思。但是蹊跷之处在于，这些活在其中、有机会改变的人却不清楚迷思的意义。

当劳动力的体力支出不只代表着自由、选择和超越，还代表着工人阶级嵌入剥削与压迫的制度之中的时候，工人阶级文化中就出现了一个重要时刻——在这一时刻，所有通向未来的大门都关闭了。前者向人们允诺未来；后者向人们揭示现在。正是这个蕴含于当下的未来，将自由楔入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

工人阶级是唯一一个未被复杂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关系从内部结构化的阶级。因此，工人阶级没有掌握、也不需掌握文化和社会的“主动权”。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可能不受意识形态约束而更加自由。

反学校文化中还特别包含了一种对于文凭价值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即获得这些文凭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最终牺牲掉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行动、参与和独立性。文凭的直接报酬不仅仅是即时的，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在未来十年中将一成不变。做一名听话的“书呆子”，获取那个价值可疑的文凭，可能会使人永远失去那种在任何阶段获得各种直接报酬的能力。

学业上的“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在职业等级中平稳地向上流动呢？这种真实的向上流动的可能，看起来又是如此遥远，以至于毫无意义！对这些“家伙们”而言，学业上的“成功”意味着当学徒或从事文书工作。这类工作似乎向人们索取很多，但回报很少。显然，这种评价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模式中做出的。为了获得形式上的、但却不真实的奖赏（文凭），人们可能完全丧失自由的文化参与、社会集体感、街头和车间里的历险，以及精神上的独立。文化的选择应追求公民社会中不确定的冒险经历，对抗循规所带来的有限安全，以及那种相对的、甚至是幻想般的官方进步。

唯有经济增长才能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且这种机会只对工人阶级中的少数人开放。

知识总是带有偏见、充满阶级意涵［18］，因而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必须克服一些不利条件，这些不利条件就嵌在他们错误的阶级文化和教育观念之中。但是，能够做到这点并获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数，绝不可能是整个阶级。更多的人则只能不断为此而努力，但正是通过这个努力争取的过程，阶级结构被合法化了。中产阶级得以享受特权，并不是因为世袭或出身，而是因为他们被证明具有更出色的才能和品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暗含在反学校文化之中的对于竞争的拒绝，就是一种激进的行动：拒绝与施加于自身的教育压制合谋。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而且对不成功者而言，追逐成功的诀窍——努力工作、勤勉、循规、把知识作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

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其工资所代表的价值。［19］对劳动者的可变能力施以“更好”的管理手段或资本化，即增大劳动强度，可使劳动者创造出更大的价值。［20］劳动力是具有这种可变能力、且可被买卖的唯一自然物。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个体劳动者对其所出售的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的无知，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核心所在，并使剥削过程和利润的来源被隐藏起来。

年薪这一薪金形式所承认的劳动者的总体能力，在这里被强行分割成若干周薪的总和，并固定为一种直接的、定期的回报。正是这种周薪制，而非年薪制，标示着劳动力的付出。工资总额就是对工作所耗费时间的量化。工资的减少表明可测时间的减少；工资的增加则反映了加班的时间。人们的注意力为此所吸引，因而更加容易忽视劳动力所具备的持续的、可变的真实特性，也更加容易忽略这一事实，即依时间标准所支付的丰厚报酬激发了人们的巨大能量，而事实上，这个能量是不可测量的。

抽象劳动的计量标准是时间。

只要不使生产线停下来，他们个体劳动力的具体形式就毫无意义。具体劳动力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固有的或特殊的贡献，而是因为它消除了潜在的负面因素，即不会中断或终止生产。在现代机器制造和批量生产中，我们可以看到抽象劳动通向具体劳动最表层的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恶劣的工作环境被重新解释为：为了充满男性气概地对抗工作所进行的英勇演练。人们之所以如此理解艰苦的、不适的或危险的环境，并非因为环境本身如此，而是因为该环境与男性的随时迎战状态和刚毅极为相称。由此可见，人们更多是透过在恶劣环境中挣扎求生所需的坚忍不拔，而不是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的强迫性来理解这种环境。

男性的工资袋之所以一直起支配作用，并不只是简单地取决于其中容纳金钱的数量，而是因为工资袋标志着男性在与“真实世界交锋的过程中，以一种男性气概的方式取胜，而对于女性而言，这个真实世界则过于残酷”。因此，男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辛苦劳作者、养家糊口的人，而妻子只是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当然，女性工资在物质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能通常要远远大于“额外”的含义；毫无疑问，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也是整个家庭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资袋作为一种男性气概的象征，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既支配着家庭的文化和经济，又构成欺压。

从根本上说就是意识形态作用于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文化。意识形态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受文化生产的影响，同时它又在文化生产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形式与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