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 – 笔记

福泽认为文明一词至大至广，无所不包，从工商企业、科学技术到政法制度、文学艺术和道德智慧等等，举凡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被他包括在文明这一概念之中。其中他特别强调道德智慧的重要，他说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因此他认为要促进文明，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道德和智慧，人民德智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因而文明的进步也没有止境。

人们在社会上立身处事，往往由于被局部的利害得失所迷惑，以致失去正确的见解。习以为常，便几乎不能分辨出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人为的了。

这正如消化食物一样，食物虽然是身外的东西，但一经摄取消化之后，就变成我体内的东西了。所以本书理论如果有可取之处，这并不是由于我的理论高明而是因为食物良好的原故。

神道是讲现世的吉凶，而佛法是讲未来的祸福，因其议论标准不同，这两种学说也就不能一致。

要想消除这种无味的争论而达到协调一致，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提出比他们更高明和更新的见解，让他们自己去判断新旧的好坏。例如弓矢刀枪的争论虽曾喧嚣一时，但自从采用洋枪以来，社会上就再也没有谈论弓矢刀枪的人了。

社会上彼此争论辩驳时，往往只是互相竭力攻击对方的缺点，不肯显露双方的真实面目。所谓缺点，就是指和事物的好的或有利的一面相表里的坏的或不利的一面。譬如，乡村的农民虽然正直但是愚顽；城市的居民虽然聪明但是轻薄。正直和聪明虽然是人的美德，但是也往往附带着愚顽和轻薄这种坏的方面。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争论多半发生在这里：农民视市民为轻薄儿；市民骂农民为蠢货。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形，恰如各闭上一只眼睛，不看对方的优点，只找对方的缺点。如果能使他们睁开双眼，用一只眼观察对方的长处，而用另一只眼观察对方的短处的话，就能长短相抵，双方的争论也就可以得到解决。或者发现对方的长处完全掩盖了短处，那么，不仅可以消除争论，且可彼此友好，互相获益。

有识之士所以特别重视人民议会、社团讲演、交通便利、出版自由等，也就是因为它有助于人民的接触。

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社会上下愚和上智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处于智愚之间，与世浮沉，庸庸碌碌，随声附和以终其一生的。这种人就叫做普通人。所谓舆论就是在他们之间产生的。这种人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既不能回顾过去而有所反对，也不能对未来抱有远见，好象永远停滞不前似的。可是，如今竟有人因为这种人在社会上占大多数，说是众口难拗，于是便根据他们的见解，把社会上的议论划成一条线，如果有人稍微超出这条线，就认为是异端邪说，一定要把它压入这条线内，使社会上的议论变成清一色，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假如真的这样，那些智者对国家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将要依靠谁来预见未来为文明开辟道路呢？这未免太没有头脑了。

这里已经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纳于一定规范之内，但在这个规范内人们却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朝气蓬勃而不囿于旧习，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不必仰赖他人的恩威，敦品励学，既不怀慕往昔，也不满足现状；不苟安于目前的小康，而努力追求未来的大成，有进无退，虽达目的仍不休止；求学问尚实用，以奠定发明的基础；工商业的日益发达，开辟幸福的泉源；人的智慧似乎不仅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且还有余力为将来打算。这就叫做现代的文明，

所谓纯粹的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是把君主尊贵的道理完全归之于天与，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思想不复杂〕。由于这种原故，社会上一旦发生变故，这种关系稍稍被破坏，不论事体的好坏，其结果，必定导致一种自由风气的产生。

所谓国体是指什么呢？姑且不谈社会上一般的讲法，先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体”就是集体的意思，或者是体制的意思，也就是，把物体集合起来成为一体并与其他物体相区别的意思。所以国体，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的区别；本国人的互相照顾，比对待外国人要笃厚；本国人互相帮助比对外国人尽力；在一个政府之下，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不受外国政府的干涉，祸福都由自己承担而能独立自主。西洋人所谓“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各有其国体。

以武力得天下这句话，也成为当权者的禁语，是他们所最忌讳的。无论任何政府，如果问它取得政权的原因，一定回答说，我所以取得政权，是因为我掌握了真理。及其统治日久，随着时间推移，任何政府没有不是逐渐放弃武力，依靠真理的。厌恶武力和爱好真理，本是人类的天性，所以人们看到政府的措施合理，便欣然喜悦，时间越久，就越认为这是正统，忘古而慕今，以致对于当代的一切事物便不感觉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了。

世界各国无论什么地方，在最初成立政府建立国家体制时，都是为了保持国家政权，维护国体。为了维护政权，当然不能没有权威，这种权威叫作“政府的实威”。而政府的作用就是要贯彻这种实威。原始时代，人民昧于事理，只知畏惧表面事物，从而统御人民的方法，也不能不根据这种情况而使用道理以外的威力。这种威力叫做“政府的虚威”。当然，这种虚威是为了维系当时人心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术。不过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说，当时人类还是刚刚摆脱了同类相残的禽兽世界；初步学会了顺从，所以这种办法还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人类的天性来看，掌权的人，一般的通病，是陶醉于权威以至恣意胡为。这好比嗜酒的人，每饮必醉，醉后更加嗜酒，结果好象酒能使人饮酒一般，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一旦用虚威取得权柄之后，就乘其虚威进一步展其虚威，似乎虚威使人更无限制地逞虚威。这样积习日深，终于以虚威建立政府的体制，然后又把这个体制加以种种修饰，修饰愈多，愈能迷惑人的耳目，反而忽略了实际的功用，只看到修饰的外形，就认为是金玉而加以眷恋和爱护，而对其他的利害得失却置之不顾。同时还要把君主和人民当作不同类而强行加以区别，制定出一套官阶、服饰、文字、语言等尊卑的体制，周唐的礼仪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人发出无稽之谈，说君主是受命于天，或者说其祖先曾登灵山会见天神，或说梦兆或说神托，如此荒唐而恬然不以为怪，所谓神权政府的由来就是如此。这可以说是完全忘了政府必须拥有实威的意义，而迷醉于不应有的虚威的荒诞的行径。虚实的区别正在于此。

如果非主张虚威不可，那就只有设法使人民退回到原始时代的愚昧状态。如果人民退回到愚昧状态，则政治力量势必逐渐衰弱。政治力量衰弱，则国家不能成其为国家了。国家既然不能成为国家，还有什么国体可言。这是欲保护国体，反而戕害了国体，应该说是本末倒置。

君国并立的可贵，并不在于自古它就为我国所固有而可贵，而是因为有了它而维持了我国的政权和促进了我国的文明。这并不是物的可贵，而是它的作用可贵。

所谓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贵而说的。但是，仅以身体的安乐就能叫做文明吗？不是的，人生的目的，不是单为衣食，若仅以衣食为目的，人就与蚂蚁或蜜蜂无异了，这不能算是合乎大地自然。或者仅以道德高尚就能叫做文明吗？也不是，如果这样，天下人都将成为贫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了，同时这也并非天命。所以，如果不能使人的身心各得其所，就不能谓之文明。而且人的安乐是没有限度的，人的道德品质也是没有止境的。所谓安乐，所谓高尚，是指正在发展变动中的情况而言，所以，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

有人说人类的目的唯有进取，为了争夺利益，不惜互相排挤践踏追逐抢先，这种现象对于促进生产发展最为有利。虽然还有人以为追求利益是人类最高的法则，但依我个人的见解，却不敢赞同。在现代世界上，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些白种人的男儿联合起来摆脱了不公平不合理的羁绊，开辟了新世界，那里人烟并非不稠密，财富并非不丰裕，耕地之辽阔绰绰有余，民主自由的权利也已普遍施行，人民简直不知什么是贫穷。虽然有了这样完美的条件，可是从这个国家一般风俗上所表现的实况来看，不禁令人惊讶。全国的男子毕生奔走追逐金元，而全国妇女毕生只顾不断地生育这般追逐金元的男子，这难道是人类生活的崇高理想吗？我是不能相信的。”

人由于天赋和教育的不同，其志向自然有高下，志向高的想做高尚的事业，志向低的只想做低微的事情。各人的志向大体上都有一定方向，这是肯定的。但是，这里要讨论的是，有大志的未必能成大业，成大业的也未必从童年时代就能预见日后的成功。即使大体上决定了志向，但是他的意图和事业都是随时变化随时进退，进退变化永无穷尽的。因为乘偶然的时机，也有完成大业的。

事物的动态，必定有它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又可分为近因和远因两种，近因易见，远因难辨。近因的种类较多，而远因的种类较少。近因容易混淆视听，而远因一经查明，就确定不移。所以寻求原因的关键，在于从近因逐渐溯及远因。追溯得越远，原因的种类就越减少，并且可以用一种原因解释几种动态。

引用历史文献，文章冗长难免使读者生厌，但是，根据历史来谈论事理，犹如给小孩吃苦药时掺点糖使他适口些一样。因为初学的人，理解无形的理论比较困难，如果掺些历史事例说明理论，就能帮助他理解得快些。

孔孟是一代的伟大学者，是古来罕有的思想家，假若，他们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这能说不是卑劣吗？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可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

文明既然是人类的规律，实现文明，当然是人类的理想。在到达文明的过程中，必各有应尽的职责。如政府要维持社会秩序，实行当前的措施；学者应该瞻前顾后，策划未来；工商业者应努力经营个人的事业，增加国家的财富等等，都是各守其职各尽所能为文明的实现尽一分力量的。

假如国家一旦有事，首当其冲并即时决定对策的当然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经常注意观察世界形势，为应付未来作好准备，或促其实现，或防患于未然，都是学者的职责。一般学者，不明此理，爱管闲事，到处奔走呼号，而忘却自己的本分，甚至有的受官方利用，想插手处理当前的事务，结果，不但一无所成，反而贬低了学者的身价。真是愚昧已极。政府的作用，譬如外科手术，学者的理论，譬如养生方法，其效果虽有缓急迟速之不同，但对人的身体健康都是同样不可缺少的。现在论政府和学者的作用虽然说一个是为现在，一个是为未来，但是都有其重大功用，对于国家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学者的作用切不可丝毫互相抵触，必须互助合作，互相鼓励，共同为文明进步而努力。

大队的力量，不是士兵各自的力量，而是由于结成了队伍，而另外产生的一种力量。一国的舆论也是如此，如果只从舆论已经形成的情况来看，的确是很高超而有力的，但追究其根源并不只是由于高超而有力的人物的倡导而使舆论活泼展开，而是由于附和这个舆论的群众配合得好，而在群众之中自然产生出来敢讲敢说的风气。一般说来，西洋各国的舆论，比其国内每个人的才智更为高超，他们每个人的主张和行动，是和他本人的才智不相称的。

暴虐的政府还特别制订了禁止结党的法律，阻止人民聚议，人民也只抱着但求平安无事的心情，没有勇气争辩结党聚议的区别，一切只知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的事漠不关心，连淘水井彼此都不能进行商量，兴修道路更不必说了。此外，看见路旁倒毙的人便急驰而过，遇见狗屎则绕道而行，都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终日岌岌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这种习惯日久成风，终于形成目前这种状况。这正如社会上没有银行，人民把余财贮藏在家中，影响金融的周转，致使国家不能举办大事业。假如调查一下全国各户，资财也并不是不多，只是埋没在私人家中，未能供作全国之用而已。人民的舆论也是如此，如果逐户征询每个人，他们也不是没有意见，只是这些意见分成了千百万个意见，而不能综合起来对全国起作用而已。

争利，固然为古人所讳言，但是，要知道争利就是争理。今天，正是我们日本与外国人争利讲理的时期。凡是在国内是个淡泊的人，对外也必然淡泊，在国内是个愚钝的人，对外也不能活泼。庶民的愚钝淡泊，虽然对政府的专制有利，但是依靠这种人民来对付外国办外交，则是不可靠的。作为一国的国民，如果对国家大事没有畅论其利弊的气魄，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重视自己荣辱的勇气，则不论谈论任何事情都是无益的。

德就是道德，西洋叫作“Moral”，意思就是内心的准则。也就是指一个人内心真诚、不愧于屋漏的意思。智就是智慧，西洋叫做“intellect”，就是指思考事物、分析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此外，道德和智慧，还各有两种区别。第一、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作私德。第二、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第三、探索事物的道理，而能顺应这个道理的才能，叫作私智。第四、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轻缓的后办，重急的先办，观察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才能，叫做公智。因此，私智也可以叫做机灵的小智，公智也可以叫做聪明的大智。这四者当中，最关重要的是第四种的大智。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可能把私德私智发展为公德公智。相反地，偶尔还会有公私相悖互相抵触的情况。

如果认为仅仅用私德就可以应付社会上的万事万物，那末，看到目前妇女的德行大可心满意足了。中国和日本，正派的家庭妇女，有很多是具有温良谦恭之德、言忠信、行笃敬、而有处理家务才干的人。但是为什么不能让她们出来承担社会公务呢？这就是处理社会问题，不能单靠私德的明证。

唯恐世人误解，而把应发挥的议论隐藏起来，或者把自己的见解加以粉饰，使人分辨不清，玩弄一套所谓“顺风使舵看人说话”的手段，那可以说是蔑视人类的行为。人类的智愚不会过于悬殊，世人虽愚，尚能分清黑白。那么，主观地认为他人愚昧，或臆测他人的误解，而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别人，岂不是有失敬爱之道吗？这是君子所不为的。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毫无顾虑地和盘托出，至于对与不对，可以一任他人的判断。

仅靠道德是不可能做到家谕户晓，尽人皆知。智慧则不然，如果发明了物理，一旦公之于世，立刻就会轰动全国的人心，如果是更大的发明，则一个人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全世界的面貌。

私德如同铁材，智慧如同加工，未经加工的铁材，只不过是坚硬沉重的东西，如果稍微加工，作成锤子或铁锅，就具有锤子和铁锅的功能。如果再进行加工，制成小刀或锯，就有小刀和锯的功能。如果更以精巧的技术进行加工，巨大的可以制成蒸气机，精细的可以制造表弦。

关于道德的问题，好象是古人独占了专利权，后人只能为承销商，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孔子以后没出圣人的原故。所以道德后来一直没有改进，上古的道德和今天的道德，在性质上并没有变化。智慧就不然了，古人知其一，今人则知其百，古人所恐惧的，今人则轻蔑它，古人所感觉奇怪的，今人则认为可笑，智慧的领域日益广阔，自古至今创造发明多不可胜举，今后的进步仍然是无法估量的。

道德，是不能用有形的事物传授的，能否学得，在于学者内心的努力如何。譬如，对于经书上的“克己复礼”四字，即使教人知道这四字的意义，也不等于已经传授了道理。所以必须进一步阐明这四个字的意义。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复礼就是恢复本性认识自己的本分的意思。教师所能做的工作，就止于如此反复仔细说明这个道理，再没有其他传道的方法。以后就在于各人的修养，或阅读古人的书籍，或学习今人的言行而效仿其德行而已。这就是所谓以心传心，即所谓道德的教化。教化本来是无形的，究竟教化的效果如何，是无法测验的。

社会上智慧是丰富多采的，它可以不经传授而相互学习，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进入智慧之门，这与道德的感化没有两样，但是，智慧的力量，并不一定单靠感化的方式来发展它的作用，智慧完全可以通过有形的事物进行学习，可以明显地看见它的迹象。

道德不能以有形的事物教人，也不能以有形的事物考察其真伪，只能在无形中感化人。而智慧是却能以有形之物教人，以有形之物证实其真伪，同时又能在无形中感化人。

现在却只教人以私德，使万物之灵的人类，仅仅努力避免这种非人的不道德行为，并且以避免这种行为当作人生的最高准则，企图只用这种德教来笼络天下人心，反而使人们天赋的智力衰退，这种行为就是蔑视人，压制人，从而阻碍人的天性的发展。人心一旦受了压制，就难以重新振作起来。如“一向宗”之流，以“凡夫”自居，企图依靠他力，以求得极乐的来生，专心致意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除此以外无所事事。

人们所以重视耶稣教，并不仅仅是信仰其十戒，而是因为传教士的言行并不迂阔而能适合于今天的文明，所以才信仰它。假使耶稣教的传教士不学无术，和我们的山寺和尚一样，即使他的行为端正如圣人，朝夕不停地背诵新旧约圣经，哪个文明人士会信仰这个宗教呢？

道德只是个人行为，其功能涉及的范围是狭窄的，而智慧则传播迅速，涉及的范围广泛。道德规范一开始，就已经固定下来，不能再有进步，但智慧的作用，却是日益进步永无止境的。道德，不能用有形的方法教诲人，能否有德，在于个人的努力。智慧，则与此相反，有各种试验方法可以识别人的智愚。道德有突然的变化，智慧则一经掌握就永不丧失。智德必须互相依赖才能发挥其功能，也就是说，善人也有作恶的，恶人也有行善的。道德的传授，虽然没有有形的方法，劝戒的范围也局限于亲族朋友之间，但其风化所及却非常广泛。

道德的本分是在于修身，修身而有益于文明，只是偶然的美事。企图依靠偶然的事物来支配一世，可以说是极大的错误。人生在世，不能以独善其身为满足。

试看中日古书，不论是经书或是史书，凡是论道而品评人的品行时，皆以道德为标准，如仁和不仁、孝和不孝、忠和不忠、义和不义，都是针锋相对的，不是伯夷就是盗跖，不是忠臣就是贼子，两者之间没有智慧活动的余地。偶尔遇有发挥智慧的行为，也认为是细行末节不加重视。由此可以证明，在未开化的野蛮时代，支配人间关系的，唯有道德，此外，没有任何可资运用的了。

称一国的君主为圣明，其实往往并不圣明，口头上说爱民如子，其实是，这个为民父母者在和赤子争执税额的多寡，父母掠夺赤子，赤子欺骗父母，常常闹得丑态百出，令人作呕。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人以下的愚民，也会怀疑其言行之间的矛盾，纵然不进行反抗，也不能不对其措施表示怀疑。既然产生了疑心，则信仰依赖的心理就会烟消云散，所以，再用德化当作御民的妙法就行不通了。这可以从历史上得到证明。不论在日本、中国或西洋，所谓善于治国的圣明君主都是出于上古时代。日本和中国，直到近代，虽然还在盼望圣明君主出现，但始终不能如愿。

区别道德所能实现的地点及其不能实现的地点，是研究文明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本来，一国人民，距离野蛮时代愈远，就应该愈能明了这个区别。但是，有很多无知的人，往往不了解这个道理，而大大地弄错目标，企图在野蛮的太平状态下，直接达到文明的太平。比如，一些研究古学的人们，生活在现代而向往古代，其原因就是弄错了这种区别和顺序。这样作法，简直如同缘木求鱼，无梯登屋。因为他们心里所想的和实际所作的总是互相矛盾，所以他们不仅不能公开地对别人讲自己的思想，而且自己也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心情错乱思想纷纭，一生陷于混沌糊涂之中，摸不着方向，随建随毁自论自驳，如果用加减乘除之法计算其一生事业，简直就等于零，岂不可怜！这种人并不是实行道德的人，只能说是道德桎梏下的奴隶。

在家庭间，既没有维护私有制的思想，也没有只顾个人面子的想法，甚至贪生怕死的意识也没有。因此，家庭间既不需要规则，也不需要契约，更不需要权谋策略，即使想用也没有施展的余地。智慧仅用于处理日常家务，一家之内，是完全依靠道德实现风化之美的。

设立救济院和医院救济穷人，固然是道德仁慈之举，但这并不是由于穷人和施主之间有什么交情，而是由于一方面富，一方面穷，才产生了这种事业。施主固然富而且仁，但是受施者只知其贫穷，至于德与不德则无从知晓。对一个人不详细了解，就不能和他交往，所以扩大救济事业，并不是要和多数人交往，只是仁者散发余财，借以自慰本身的道德良心而已。施主的本意并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

能够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而丝毫不受阻碍的地方只有家庭，一出家门，似乎就一筹莫展了。但是俗语说，“家庭之间是天下太平的模型”，这就预示了在几千年或几万年以后，必会出现“天下一家”的局面。

人民缴纳租税，如果政府不催促，就可以不缴，或用赝币缴纳，如果被收下即为经收人的过失；相反地如果错误地多缴了税款，即为纳税人的倒霉。卖主欺骗，一经购买，即为买主的损失，相反地卖主多找了钱，一经交清，卖主即吃了亏。借钱给人，如果丢失了借据，即为债主的损失。兑换票据，如果过期，即为票据持有者的损失。拾物隐藏起来，如果无人知道，即为拾者的便宜，甚至偷窃他人的东西，不被发觉，盗贼就得了便宜。从这些情形看来，今天的社会完全成为坏人聚集之所，丝毫看不到道义的痕迹。只是依靠无情的法律勉强维持事物的秩序罢了。本来内心充满着恶念，但是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不敢见之于行动，走到法律所允许的边缘则不得不停下来，正如在锋利的刀刃上行走一般。多么可怕！

政府本来是人民相聚处理事务的场所，在这里工作的人，或称之为君主或称之为官吏。而这些君主和官吏，并非生来就是当权的君主和官吏。即使封建时代有世袭官爵的习惯，但实际办事的大多是偶然选拔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一旦进入政府，并不会立即改变其生来的本性。那些在政府里弄权的，也不过是暴露了他的生平本色罢了。例如，在封建时代，也曾有过选拔贱民充任政府要职的事，但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而只是因袭过去，充其量也不过作得比较巧妙些罢了。所谓巧妙，是指弄权方面而言的，他们不是爱民使人民愚昧，就是威压人民，使人民畏惧。如果让这种人处在民间，他们的作风也是一样，让他们留在乡村，或留在城市，也一定是这种作风，总之，这是我国人不可避免的通病，谁也不能例外。只是因为政府工作，事体宏大涉及面广，容易引人注目，而经常成为谈论的对象。所以，政府并不是弄权的根源，而只是集中了专权者的场所，它正是给专权者以用武之地，使其得以显示生平的本色，任所欲为的场所。

佛法只是文盲世界里的一种工具，只能用于安慰最愚昧的人们的心而已。此外，无任何功用也无任何势力。

生产就是为了消费，消费又是为生产提供条件。

在人民没有知识的古代，政府独断专行，也是势所必然，哪里会有人提出异议？所以，决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评价古代的是非。

人类的思想活动是本能的要求，不是用任何方法所能完全压制或禁锢的，它总会找到空隙和发挥的途径。这些商人农民想改变其身分固然不可能，但在积累私人财富，经营产业方面，却有充分发挥其智慧的宽阔余地，很少受到阻碍。因此，稍有才干的人就竭力积蓄财富，经历千辛万苦节俭克制，其结果，也有积累了巨万之富的。但是，这种人只是为了致富而致富，并无其他目的。勤俭致富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只是把它当作生平的唯一目的。所以，他们认为世界上除去财富以外，再没有可贵的东西，认为财富是拿任何东西都不换的。对于学术等属于人类精神方面的崇高事业，不但不加理睬，反而认为是一种奢侈而加以禁绝，甚至看到上流人的这种举动，还窃笑其迂阔。

从事于学术界的人们，虽然不是不积极搞业务，可是，在思想上，似乎还缺乏为了事业不惜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的这种高度的觉悟，总是有些对于事物漠不关心而悠闲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