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 – 第 5 页（位置 #77-79）
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
标注 – 第 7 页（位置 #93-95）
他把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不加区别，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哈耶克基于自由主义立场，攻击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有同样的思想基础，中国读者也不应盲从。
标注 – 第 10 页（位置 #149-152）
凯恩斯的分析方法和经济理论指向却是短期的，甚至连他本人也公开承认这一点[2]。与凯恩斯的理论相反，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所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问题。
标注 – 第 12 页（位置 #173-177）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政治家、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们均相信中央计划经济可能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正是在那样一种世界格局和流行的思潮中，哈耶克出版了这部《通往奴役之路》，向世人和世界大声疾呼：大家先不忙努力走向计划经济之路，那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标注 – 第 20 页（位置 #296-301）
私有财产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是给人以有限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而给人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democratic freedom）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他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标注 – 第 20 页（位置 #303-305）
虽然在竞争社会中，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只有在竞争制度下，前者才有可能致富，且才能单凭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掌权者的恩惠致富，才没有任何人阻挠个人致富的努力”。
标注 – 第 20 页（位置 #305-308）
一个富人掌权的世界仍然比只有那些已经掌权的人才能获取财富的世界要更好些。
标注 – 第 22 页（位置 #329-330）
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
标注 – 第 27 页（位置 #408-413）
凯恩斯的这段话，与这篇导言第一段所引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开篇所说的那句话，又是何等的精神
标注 – 第 60 页（位置 #916-920）
“Freedom”和“liberty”[3]这两个“自由”字眼常常被滥用，以致我们在用其表明它们当时所代表的理想时，也颇为踌躇。宽容或许是唯一还能保留这个原则完整意义的字眼儿，这个原则在整个那个时期都处于上升状态，只是近来才又趋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彻底消亡。
标注 – 第 63 页（位置 #964-965）
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最适宜于它成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
标注 – 第 70 页（位置 #1068-1081）
社会主义开始日益利用一种“新自由”的允诺。社会主义的来临将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它将带来“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由的取得仅仅是第一步。 将自由一词的意义稍加改变，使这个论点听来似乎应当合情合理，这种意义上的微妙变化是重要的。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导者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力的自由，是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除了对他们隶属的长官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所允诺的新自由却是摆脱了必然性的自由，是从环境的强制中的解放，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所有人的选择余地，尽管对有些人来说选择余地比对别的人更大些。在人们能真正获得自由之前，必须打破“物质匮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过是权力[2]或财富的代名词。然而，虽则这种新自由的允诺常常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论，但并非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啬的绝对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这个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但这个新名词却给了社会主义者一个与自由主义者共有的代名词，他们对其充分地加以利用。
标注 – 第 72 页（位置 #1101-1104）
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
标注 – 第 79 页（位置 #1205-1208）
社会正义、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保障等理想，这些理想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是它也意味着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希望达到这些目标的特别的方法，以及许多有能力的人视为为了充分而迅速地实现那些目标的唯一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
标注 – 第 82 页（位置 #1253-1259）
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它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设想的法律框架，而现存的和以往的法律无不具有严重的缺陷。它也不否认，在不可能创造出使竞争有效的必要条件的地方，我们就必须采用其他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以协调个人努力的低级方法去代替竞争。它将竞争视作优越的，这不仅因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所知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更因为它是使我们的活动在没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唯一方法。
标注 – 第 89 页（位置 #1358-1360）
用来说明计划的不可避免性的各种论证中，最常听到的是，技术的改变已经在数量逐渐增多的领域中使竞争没有可能，而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是由私人垄断组织控制生产还是由政府管理生产。
标注 – 第 93 页（位置 #1414-1414）
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标注 – 第 104 页（位置 #1584-1586）
共同行动局限于人们对共同目标一致同意的那些领域。习以为常的是，这些共同目标不会是个人的终极目标，而是意味着不同的人可以将其用于不同的意图。实际上，在共同目标对人们并非一种终极目标而是一种能够用于多种多样意图的手段的地方，人们才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
标注 – 第 108 页（位置 #1645-1646）
制订一个经济计划，必然要在种种相互冲突和相互竞争的目标——不同人们的不同需要——之间进行选择，这正是经济问题的实质。
标注 – 第 112 页（位置 #1707-1710）
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装置。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能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和教条主义地推行多数民主的政府统治下，民主制度也许和最坏的独裁制度同样暴虐。
标注 – 第 131 页（位置 #2005-2010）
如果我们力求获得金钱，那是因为金钱能提供给我们最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是通过货币收入的限制，才感到那种由于相对的贫困而仍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许多人因此憎恨作为这种束缚象征的货币。但这是错把人们感到一种力量存在的媒介当作原因了。更正确地说，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实践自由的工具之一。在当今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了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没有多少代人之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
标注 – 第 141 页（位置 #2150-2153）
作为任何其他自由前提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的必需问题和免除个人的选择权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与那种权利相联系的风险和责任。
标注 – 第 145 页（位置 #2217-2218）
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标注 – 第 145 页（位置 #2223-2224）
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
标注 – 第 161 页（位置 #2468-2469）
普遍追求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机会，反而构成了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
标注 – 第 171 页（位置 #2613-2615）
今天这一代的青年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即无论在学校中或在报纸上，都是把商业企业精神看成是不名誉的，把赚取利润说成是不道德的，把雇用100个人视为剥削，却把指挥100个人说成是光荣的。
标注 – 第 179 页（位置 #2739-2742）
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嫉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即与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注 – 第 194 页（位置 #2969-2973）
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是不够的。关键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虽然必须替人们选择好信仰并强加在他们身上，但这些信仰必须要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
标注 – 第 202 页（位置 #3096-3097）
绝不能有任何自发的、没有领导的活动，因为它会产生不能预测的和计划未作规定的结果。它会产生某种新的、在计划者的哲学里未曾梦想到的东西。
标注 – 第 204 页（位置 #3126-3135）
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地思考；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的意见；他们无论是与生俱来还是受人哄骗而接受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样感到满意。这些都可能是真实的。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某些人有资格或者有权力选择一批专门享有这种思想自由的人。它决不证明，某些人有要求决定人民必须想什么或信仰什么的权利的这个假定是正当的。由于在任何一种制度之下，大多数人都在服从某人的领导，因而就认为这种情形和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同样的领导没有差别，这是思想完全混乱的表现。因为智识自由决不会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缘故，就不承认它的价值，这就是完全没有领会赋予智识自由以价值的那些理由。使智识自由对知识的进步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根本之点，不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写点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对任何事由或意见都可以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和宣传的考验。
标注 – 第 205 页（位置 #3135-3138）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互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成长的本质，就是它的结果难以预测，并且我们不能知道哪些意见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所帮助——总之，我们不能用我们目前持有的任何意见来支配这个成长而同时又限制它。
标注 – 第 249 页（位置 #3812-3813）
我们不应当由于眼光短浅而不通过增加收入的途径，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办法去消除贫困，这会使得众多阶层的人们感到沮丧，以致使他们变成现行政治制度的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