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杂忆 – 笔记

我不愿对于我的妻子有不满意的说话，但我又怎能欺骗自己，说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当尽我丈夫的责任，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数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把他打开，回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地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他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愿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贪恋那个又苦又酸的泉水，胜于一切俗世的甘泉。 我的朋友，请你恕我的乱言。我实愿有一个人，来与我同游这个世界。我怎敢希望这个人是你呢？但你却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没有你便没有它，所以它是纯洁的，出世的，不染尘滓的。 我不多写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是结了婚，但他不甘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 我永远是你的，瓦德。

读书”这个行为，事实上只是“不读书又干啥？”这个问题，自我解嘲的答案而已。

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五四运动把它政治化了的结果。胡氏显然不了解，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二者是分不开的。

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所以从方法学上说，他那种“有疑处不疑”的政论，正是他“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的反面。所以胡适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的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国人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会联想到“胡适”。胡适那一脸天真的笑容，似乎也就是民主法治、四大自由——尤其是“无恐怖自由”——的象征。而崇尚独裁专政的人们，一闻胡适之名，也就忸怩怯步；一碰到他的“反动言论”和“毒素思想”，也恍如接触原子辐射尘，逃避唯恐不及，封锁唯恐不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他羽扇一摇，真是“片语能倾百万师”！好不壮哉！

在极端个人主义支配之下，个体间生存竞争之激烈是可以想象的。所以白种美国佬之间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彼此之间是寸步不让的。互不相让之下，则亲兄弟明算账，虽近如父子夫妇，也得法庭相见。所以白种美国公民是好讼成性的。他们一百个成人之间，有一个必然是律师！在这个讼棍如毛的社会里，要没有绝对尊严的“法治”，那还了得？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奈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五四运动史》的作者，老友周策纵对胡氏的批评，也就着重在这一点。一个学者如对新兴的经济学基本的概念也不清楚，那他对现代的政治问题本来也就无置喙余地！

我们这批传统包袱甚重的知识分子，谈大政治，学问不够；谈小政治，体验不足；瞎吹民主、自由，

关于胡适治学的范围，他自己总喜欢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

好多与胡氏很接近的后辈，在这方面都上了他的大当。在他的影响之下，大家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敢献丑。但是此事阎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尤其是所谓“留美学人”，在这个“不出版，就殒灭”（publish or perish），以学问为商品的社会里，读三本书就应该写五本书。祸枣灾梨，那是果树遭殃，与学人何干？所以在美国的科举里，与果树为敌，才是加薪晋级、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门！

这也不是胡适之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体系的问题。因为在今日的世界上乌托邦是无法生根的，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与现实的社会变动相配合。要主观客观“里应外合”才能产生“新思想”，而在胡氏有生之年，这个里应外合的局面始终未形成，所以他的“思想”也就永远开不了牌！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搞了一辈子！ 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太太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胡适之是个背负着一个孔孟人本主义大包袱的、天生的、入世的实验主义者。他对这个现实世界感觉美好而乐观。他对“超自然”（super-nature）没有兴趣，也无“感性”（feeling，perception）。胡适是不会作祷告的，甚至“静默三分钟”一类的宗教性的仪式他也受不了。

这一项当代西方新思想的发展，说也奇怪，在一个中国思想家看来并无啥稀奇。因为中国思想向来就是如此的。只有糊涂的白鬼才把“盘古”看得那么认真，顶礼膜拜，视为“上帝”。他在中国一直就只是老祖母们在厨房里逗逗孩子们的故事罢了。

古今中外一切英雄豪杰实在没有哪一个不是时势制造出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独享盛誉的革命领袖，他的丰功伟绩正不知是多少无名英雄的努力所促成的呢！

好的诗人应该是情感多于理智的，而胡氏却适得其反。胡先生的文章是清通、明白、笃实。长于“说理”而拙于“抒情”。我没有读过胡先生的情书。我想胡先生如果也曾写过《爱眉小札》一类的作品，那一定糟糕得令人不忍卒读！但是胡先生却坚持要“作诗如作文”。如果作诗的人不为“抒情”而只为“说理”的话，这种诗一定感人不深。“感人不深”的诗，就不会是太好的诗了。

大凡天下事，长短、利弊，很多都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短处”，用得其所，往往正是他的“长处”。胡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有的原是个“宗师”的地位。他是领导一个文化运动，把中国文学从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古典文学中解放出来，从而创造出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文学时代。作为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宗师”，他的文体本不应该以“抒情”见长；他的著作自应重在“说理”。他要说出为什么文言之当废，白话之当兴的大道理来。 但是这番大道理，不是可以信口开河的。说的人必须有博大精深的国学基础。他一定要是个包罗万有、融会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因而就学问的“宽度”来说，胡适真是个新旧、中西、文言、白话，诗、词、歌、赋，样样都来的“一脚踢”的大材。他的确具备一个“开山大师”的条件，只有像他这样的学者才能纵观古今、盱衡全局，而不至于闭门造车、坐井观天。就这方面说，则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诸先生比胡氏皆略逊一筹，王静庵、吴梅、黄侃等对胡氏就只能执鞭随镫。时贤自郐而下，则不足论矣。

文学革命原来是和政治革命一样地有其“阶段性”。次一阶段的“革命对象”往往却是前一阶段的“革命元勋”。在现代世界文学发展史上，中国文学的发展原比西洋文学的发展迟了一个阶段。因而胡适之这个美国文学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回到中国，正好“阶段”巧合，因而一举成名，竟做了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革命元勋”，岂不是时也运也乎哉？！

这就是德意志学派的长处；但是这也是德意志学派短处之所在。他们做起学问来，打破沙锅问到底，虽千万人吾往矣！最后必然要搞出个“绝对正确”的结论。真所谓一意孤行，蛮干到底！

当然胡先生认为这百十万字的“批胡”名著没一篇搔中他的痒处！他越看越觉得人家“批”不倒他。说起来真是捻须微笑，怡然自得，大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气概！

工具是决定于社会对它的需要。一个大电斧对一个老土木匠来说不但不是个“利器”，而且是个大“累赘”。 胡氏把语言文字的变动和社会发展的程序孤立起来，以单纯研究语言文字本身的变动为其研究的重点所在。这样，那就和好古的收藏家如罗振玉者流之研究“秦砖汉瓦”没有两样了。 一个学者研究“语言文字”如果只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变动来研究，那这个学者便是个“文字学家”或传统所谓“小学家”（philologist），或“文法学家”（grammarian）或“文字史家”，他就不应该奢言“文字改革”。文字改革的目的是要把现有的文字“改革”得使它对社会服务更有“功效”，而“功效”是因时因地、因社会经济条件而各有不同的。所以如果一种文字在某时代没有“改革”之必要时，文人学者是不会改革它的；到有非改革不可之时，“文人学者”的胡适之、钱玄同，不就去“改革”它了吗？“顽固”些什么呢？

西方白人的蟹行文，文法结构一定要严密，意思表达一定要确切，一个逗点也错不得；其原因便是他们好讼成性，有玩弄法律的传统，因而在他们的文字里说一只猫便是一只猫，不像我们一开口便是“小猫三只四只”了。 我国人最反对打官司。孔子说：“必也使无讼乎！”“听樵断讼”一直又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美德。大家不上法庭打官司，所以我们文字也就没有法律的锻炼；写起文章来，糜鹿三两只，童子七八人，大家也就马马虎虎了。人家又不同你打官司，写那样清楚干嘛？

在一个新文化的“启蒙时代”，“开风气”的大师们可以闻一知十，望文生义，信口开河。可是启蒙时代一过，学术研究就该规规矩矩，按照新兴科学的法则，一步一趋，向前探索才对。而当今的行为科学家所掌握的锐利武器之一，便是“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如果一个中国高中毕业生，只知拉丁拼音而不识汉字，那他与美洲红人何异呢？三千年民族文化遗产对他不是不发生任何作用了吗？这大概就是“胡子语录”中所谓“兹事体大”一语真义之所在罢！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

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一枝独秀的道理，实在因为美国教授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所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安定，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仪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也可使远在港台的父母亲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来笑逐颜开。教授！教授！你真是个中西通用，长幼咸宜，港台大陆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胡适之在学术界里的地位太高了。他和许多最高级政治领袖在政海中一样，一言九鼎，所以对许多问题除掉哼哼之外，他是不能随便答腔啊！这或许也就是人物愈伟大，朋友愈少，生活愈孤单的原因之所在罢！

读书如看山。平时我们看惯了泰山之伟，黄山之秀，华山之奇……殊不知一些不知名的小山，亦自有丘壑。其中奇绝之处，往往为名山所不及。我拜读胡老太太的手稿，心中即有此种感觉。我想真识山水者，或亦不以鄙言为河汉也。

我们为什么要顾虑“别人”对我们怎样想法呢？ 难道我们管我们自己的事，还没有他们来管的好？！风俗习惯不是人造的吗？难道我们有智慧的男女，就不如传统的风俗习惯伟大了吗？！安息日（指信仰上帝）是为人而设，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啊！

须知“博士”这个东西，基本上是骗人的。我国自秦始皇的验梦博士起，在科举时代被它骗了两千多年。西学东渐之后，洋博士又继起骗人。笔者不是说“博士学位”一无是处，只是——且引句胡适名言——“社会对它的报酬，远大于它对社会的贡献。”

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加以他对他的婚姻也颇能想出一套深足自慰的哲学；婚后蔗境弥甘，所以他也就与冬秀夫人和和平平四十年，始终一对好姻缘；他二老白首相依，是十分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