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方法 – 笔记

标注 – 位置 #176-177
不需要理论框架和参考材料,直接从生活经验中抽出历史认识。这可能正是项飙老师一直强调的那种温州味道的来源。
标注 – 位置 #218-221
方法”首先是一种勇气。不一定要遵守那么多惯例,不一定要听所谓主流的意见,想做的事不一定做不成,同行的人不一定都会掉队。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么一种可能,问题可以一点一点辨析清楚,工作可以一点一点循序完成,狭窄的自我会一点一点舒展,在看似封闭的世界结构中,真正的改变就这样发生。
标注 – 位置 #243-244
只有想明白了,才能用大白话讲出来。把模糊的想法清晰化,能够用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需要很高的造诣,所以访谈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标注 – 位置 #331-334
我们现在跟年轻人谈话,让他坐下来讲一下他们班、他们学校的事情,讲清楚这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基本的权力结构是什么,主导意识是什么,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能够分成几类,大部分人讲不出来。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训练。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也不用分析,就是叙述。
标注 – 位置 #339-343
理论其实不是给出判断,而是给世界一个精确的图景,同时在背后透出未来可能的图景。早期的社会主义艺术也是这样,画这个图并不是机械地反映世界,而是要精确地反映世界。什么叫真正的精确?真正的精确就是你把握住它内在的未来方向。机械和精确的差别是很大的,机械就是拍照,但精确是不仅抓住现在是什么,而且抓住它将会是什么、内在的矛盾是什么。所以“图景”就有两重意思,一是现在的概括,再一个是未来可能的走向。
标注 – 位置 #362-365
乡绅气质的研究者跟调查员也不太一样,尽管也有调查的色彩在里面。乡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那个村的情况摸得很熟,能够形成一个叙述。而且这个叙述是很内在的。什么叫内在呢?就是他能够把多数人活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味道讲出来,他能够说清楚这个系统是怎么靠里面的人和事叠加出来,而不是靠外在的逻辑推演,所以他用的语言也基本上是在地的语言,是行动者他们自己描述生活的语言。
标注 – 位置 #373-375
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象征之一,就是官僚退休不回家乡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循环性的关系被打断了。告老不还乡,点出了中国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关系,在现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标注 – 位置 #559-560
他们认为这是精英的重要气质,能够懂得互相照顾,形成团队精神。
标注 – 位置 #561-568
我们去军校的时候,军队已经不打仗了,主要功能是驯化,失去了原来军队的优良传统,变成了一个非常机械化的东西,只讲服从的重要性。其实服从的重要性是辩证的,在打仗的时候当然要服从,但如果这个服从没有协调,没有把斗争精神内化到小团队里,那么到了战场上,情况千变万化,绝对的服从打不了胜仗。所以第一,在军校我观察到那种等级的可怕,等我回北大之后,不太热衷于受到某一个体系的认可。再一个,整个军训给我们这一批同学都造成了一种很强的功利计算的取向,也不能说是功利心,但大家时间都抓得特别紧。我们的老师都很惊讶,说你们军训回来的人,一大早就去图书馆占位置,不愿意浪费时间,做“逍遥派”的人比以前少很多。这种所谓的理性和功利其实都跟等级很有关系。
标注 – 位置 #670-673
道德不应该像帽子一样戴在我们头上,罩在我们生活中,今天的道德必须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放在我们手上,我们要去观察它。如果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我们是看不到它的,我们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但不知道帽子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不知道道德从哪里来,糊里糊涂跟着它走,是盲目地跟从。如果要让别人去尊重这样的道德,那就是不道德。
标注 – 位置 #682-685
为什么因为照顾子女而腐败,大家就觉得好像可以宽容一点?同时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揭露,却把大量篇幅放在男女关系上,而对这个人究竟怎么贪污、制度设计哪里有问题、贪污造成的具体后果又讲得很虚幻?道德是多维度的,为什么在这个维度给予那么大的权重,其他的事情给予小的权重?
标注 – 位置 #700-704
人可能要到了中年之后才会有这种历史感,说今天我做这个事情是对自己以前的总结,同时要开启一个新的方向,等等。年轻的时候做事情,要么是因为别人让你做、大家都在这么做,要么是相反,要特立独行,要故意跟着冲动走。冲动是每个人都有的,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冲动,而在于你是不是让冲动推着你走。那些真正冲击了历史的事情,不管是大历史还是自己人生过程的小历史,经常是在冲动下做的事情。那些有历史感的规划,往往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这是人世间很美妙的事情。它让你有惊讶,让你感到生活和历史很跳跃,让年轻人有机会。
标注 – 位置 #743-746
有些知识分子活在话语里,讲的是从一个话语到另一个话语之间的逻辑推演,也许和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去很远。对我来讲,话语本身没有太大意思,我总是在想这些说法对应的事实是什么,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很挑剔的读者。但这可能又是我的强项,如果你背后没有什么真东西,我不会被话语蒙住,我总想把说法拧干,看看下面到底是什么干货。
标注 – 位置 #837-840
理论不在于新不新、深不深,更不在于正确不正确,而是能不能形成沟通性。可沟通性非常重要,哪怕是一个浅显的理论,但它一下子调动起对方的思想,把对方转变成一个新的主体,那这个理论就是革命性的。找到能引发共鸣的语言其实是很难的,不仅要对静态的结构,而且要对形势、未来发展的方向有精确的把握,才能够讲得简单,勾起大家的共鸣。
标注 – 位置 #864-865
我们这种咬牙坚持的能力比他们强,学了西方学生没学的东西,但平均来看,他们的工作热情、纪律性比国内教育的学生要强。
标注 – 位置 #879-883
Fun的意思就是能够对事情本身发生很大的兴趣和热情,不需要外在的回报来刺激热情。艺术、数学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例子,可能是人的本性。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活生生地逼着你去想回报,就算有个人兴趣,也叫你千万不能把这个当作职业。取向就非常不一样。艺术上的热情还是比较自然的,爱画画的人总是爱画画,但其他工作,比如研究性的、公益性的,会牵扯到很多很繁琐的细节,确实要有一种持续的热情。不能完全靠自发,而是需要通过教育。
标注 – 位置 #895-899
我们读书,理解人类社会的规律,都一定要和自己这个人发生关系,否则搞艺术就是为了美,好像是一个服务工作,去取悦人。大家要倒过来看,不要想着去取悦,想着自己怎么可以fun,即使很简单的服务行业,比如在饭店,如果认真去观察,也能很fun,像个小作家一样去看各色人等,每个人经过前台时有什么不一样,怎样跟他互动……如果给员工很大的自主性和空间,让他觉得自己不是机械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在跟人打交道,也会有很多创新。
标注 – 位置 #922-923
关键是怎样形成一种意识,平衡自己的历史来源和自己现在的行动,这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
标注 – 位置 #928-934
边缘的人要进入中心的欲望特别强,这当然会让人发挥很大的能动性,但造成各种扭曲。而且一旦进入中心之后,很多人就变质腐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是谁想清楚,存在就是为了进入中心,把生他养他的土地、和周边人的关系都放弃了,变成没有原则的人。人生活中的原则不是靠抽象理念来维持的,都是靠具体的社会关系,这个当然是儒家的思想,但它确实有它的道理。如果跟周边的人、生活的世界关系不清楚,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其他人都成了利用工具。学界是这样,官场最明显,商界也是一样,做一个公司的职员,哪怕做一个学生,都是一心要进省城、进北京,没有扎根性之后,就没有位置,没有主体性,完全工具化。中心太强,其实很危险。
标注 – 位置 #963-967
我突然想到日本的福冈,它做得比较好,它不用它和东京的关系来定位自己,它会通过它和韩国、中国,特别是山东青岛的关系来定位自己,认为自己是东亚的交汇点。我们广西也定位为东南亚的门户,日常中它跟东南亚的交往很多,这方面的文化意义也应该挖掘出来,让老百姓觉得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其实很有意思,而不是老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能再干这个,一定要到北京去。
标注 – 位置 #969-972
像中国这种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不能铁板一块,而要像铁索桥那样,这边松下去,那边翘起来,是一个灵动的有机体。只有把那个局打破之后,地方社会文化的自主性、经济和上层设计的统一性,才能够结合。如果没有地方社会在文化上的这种自洽,大家都往中心挤,其实是蛮危险的。
标注 – 位置 #1007-1010
中国学者是不是会对世界做出大的贡献,这不是我们可以计划的。学者最重要的是把关心的问题,用自己的位置讲清楚。这些工作可能会因为别的因素对世界有大的影响,但更可能的是,要等一批人积累起来以后,才会对这个世界有普遍性的启发。
标注 – 位置 #1034-1037
中国在事实上的连贯性很弱,也有很多的断裂,但每一个朝代都修前朝的历史,在历史书写上连贯性很强,所以就造成了很强的意识上的连贯性——我们是“中国人”,有“中国”这么一个单位。但在实际的生活逻辑上,其实有极大的断裂。而英国的国别认同,在精英中比较强,对中产阶级来讲则是很模糊的事,他们搞不清楚英国人是谁,也不关心这样的问题。
标注 – 位置 #1131-1135
不要怕边缘,或者知识不够,把自己的不够、天真真实地体现出来,就会很可爱,不要装腔作势。申请的题目也一样,一定要很具体,如果让我看到你对这个题目有真心的感触,我就更加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会对你有信任,信任你会做下去。有的题目显然是从别人那里抄过来的,感觉就不一样。西方强调个人性,我觉得很有道理。政治家也是一样,大家都想知道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早餐吃什么,喜欢喝什么酒,只有知道了你的真实性之后,才可以信任你。当然东方文化在政治上是相反的,这些东西都要被隐蔽,
标注 – 位置 #1131-1136
不要怕边缘,或者知识不够,把自己的不够、天真真实地体现出来,就会很可爱,不要装腔作势。申请的题目也一样,一定要很具体,如果让我看到你对这个题目有真心的感触,我就更加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会对你有信任,信任你会做下去。有的题目显然是从别人那里抄过来的,感觉就不一样。西方强调个人性,我觉得很有道理。政治家也是一样,大家都想知道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早餐吃什么,喜欢喝什么酒,只有知道了你的真实性之后,才可以信任你。当然东方文化在政治上是相反的,这些东西都要被隐蔽,领导人不是个人,他是权力的化身,这就是不太一样的理解。
标注 – 位置 #1177-1177
什么效果,还没有很强的证据证明会有灾难
标注 – 位置 #1167-1167
危机不仅是失去,而且是一种没法解释的失去。
标注 – 位置 #1235-1240
中国叙述在我看来是一种比较狭隘的思路,它要靠一种制度框架来界定自我。你是中国人,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这是事实,但是你看问题的时候,可以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女儿,是一个六十岁退休的老师,这些都是看问题的视角。你去泰国旅游的时候,会关心他们退休生活的安排,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跟欧洲的母亲建立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你们都是普通人,跟国家权力没有什么关系,对国家政策也不熟悉,为什么要用这个角度去看世界呢?一定要有中国叙述,其实可能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不自信,需要一个很大的帽子来戴,这样才会觉得安全。
标注 – 位置 #1315-1317
80年代大家认为知识分子是民智的代表,有很强的道德色彩,代替国家说话。现在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也就是一个社会群体,赚钱过好生活,也不想代表了,没有知识分子站出来代表。
标注 – 位置 #1409-1411
我自己的特长是很具体地进入,找一个接口,看它的矛盾。所以我的看法、想法都是跟具体的问题、对象有关。我尽量避免从立场出发看东西。我的做法是看事情本身的矛盾,这个矛盾对当局的哪些人是重要的,又一下子解释不了,那么我参与进来。
标注 – 位置 #1414-1418
弱者和强者如果有矛盾冲突,显然每个人都会站在弱者这一边。因为我的专业工作还是社会调查、社会分析,最重要的概念是“关系”,所以我要讲的不是弱者值得保护,最重要的问题是弱者为什么弱,它显然和强者为什么强是同一个问题,必然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作为公民,作为一个人来讲,我的结论站在弱者这边,但我实际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的事情不是去站队。比如,弱者确实有很多毛病,说毛病不是去批评他们,是历史塑造了他们的局限。
标注 – 位置 #1436-1438
在我周围的环境里已经没有人谈论他人、平等、公平这些概念,或者说谈论这些概念不再是自然的事,可能还讨论爱,但也越来越特指爱情,至于亲情什么的,正在成为某种前现代的遗产或者重负了。
标注 – 位置 #1490-1494
理解是很自然的,不难,但是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拒绝理解。重要的是怎样不去拒绝理解。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觉得一般的朋友之间有时比较容易达成理解,但最亲近的人比如说对父母反而不理解。我就在想,真的是不理解吗?他们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我的感觉是他们当然知道,他们不是不理解,他们完全具备理解的能力,而是拒绝理解。
标注 – 位置 #1806-1814
社会科学要给普通人提供观察世界、为人处世的办法,不是通过简单的道德教化,而是通过分析,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它不像自然科学,发现自然规律,问题就解决了,顺着规律走就可以。它可能是倒过来,社会科学告诉你,其实没有什么很强的规律,都在于自己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世界,怎么样主动地采取行动。可能会有大的图景,但没有所谓的规律,因为一旦发现规律,那么一切到此为止,就不需要再去做工作了。它是通过科学的态度去证伪,去搜集材料,把事情搞清楚,但最后是要武装你,进一步去创造新的现实,去改变现实。 年轻人要有这样的态度,不要把社会科学当作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案的一个路程,它确实给你工具,但这个工具怎么用、怎么用好,完全在于你。社会科学首先是关于你的,然后才是关于社会的。我们这本书也是想让大家用这样一个态度去读,如果你有这种态度,可能就对符号化、等级性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标注 – 位置 #1832-1836
年轻人要有勇气去问:这是在干什么,这个大学好在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名人不名人的,先看看他在说什么,说的东西有没有趣,直截了当地去理解。符号是靠大家撑着的,如果不撑它,符号就没有了。把符号化的东西消解掉,形成有机的小群体、横向的领导力,不要指望有父母亲式的人物给你保护。我们从小的教育符号化太重了,要摆脱那个,用比较自然的方式问问题,用有机的语言说话,这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
标注 – 位置 #1857-1858
当你理解了知识的历史性之后,知识就变得有生命力,很灵动,很有趣,同时也是开放的,邀请你根据实际情况去改变它。
标注 – 位置 #1864-1867
牛津的环境很好,但牛津的研究不一定很前沿。我希望有一个放松的环境去考虑我自己的小世界,如果在美国,可能就不那么放松,因为他们总是要前沿化,一定要坐头排,那也会走火入魔,经常是为了前沿而前沿。社会生活里有很多问题都是老问题,一定要把老问题吃透。不断制造新的语汇,这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标注 – 位置 #1871-1876
比如以赛亚·伯林[4],写的东西都是学术散文式的。他们很不喜欢那种僵化的学术八股文。他们认为最高层次的学术其实是说大白话,尽量不要有专业术语,用的概念听起来也很简单,比如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这哪里像概念?都是描述性的语言,他有时候会用一些隐喻,比如“刺猬与狐狸”。这就是脑子里有意象、图景,然后把它描述出来。我们现在很多人脑子里没有图景,只是机械地把数据和材料放出来。
标注 – 位置 #1919-1926
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五年,牛津才从一所以教学为主的大学变成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前面八百年,牛津主要是一个教学机构,老师认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学院做一对一辅导,研究是次要的,是兴趣,不是工作。只有在最近二十年,申请课题、发表成果才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工作内容。很多老人对这个意见蛮大,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培养人。我刚去的时候听了都很奇怪。他说你自己有多聪明、能写多少书,这个很重要吗?关键是你能培养出什么人。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带学生,一辈子写两三篇文章,就能改变人类历史。靠申请课题搞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大的价值,确实存疑,但现在不可避免走向研究化、公司化,公司化的意思就是大学要不断考虑收支平衡的问题,同时又要不断扩张,想扩张就要多盖楼,内部管理越来越经营管理化。这是走下坡路。
标注 – 位置 #1950-1955
我从小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太愿意多愁善感(unsentimental),我从来也不过生日,没有写信送卡片、关爱小动物之类的习惯,就是非常物质化地生存,要节省,不能浪费……我现在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的同事过来,说给她儿子买了生日礼物,我听了以后印象特别深刻,觉得好洋气。到了英国之后,我发现英国人也很反对这种多愁善感,不管出了什么事,你要抿紧你的上嘴唇,不要把它戏剧化。为什么讲到这个问题,它其实塑造了我学术风格的一部分,我对人的个体情感不太敏感。
标注 – 位置 #2039-2043
explain(解释)和explain away(搪塞),explain away就是造出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把这个事情settled(处理掉)。典型的例子,比如人口流动研究中的“推拉理论”[15]或者经济中的供求关系,因为有供有求,所以事情发生。这不是解释,其实是把问题解释没了。真正的解释是切入,要进去,去问:需求到底从哪里来的?是怎样被构造出来?供给也是这样,资源怎样被调动?一定要看看里面的内容是怎样发生的,冲突是什么。
标注 – 位置 #2206-2211
职业知识分子其实什么事都做不了,社会变化必然是一个社会过程,必然是由社会启动,知识分子能做的有限的事就是社会动员。动员,也就是说力量还是在别人那里,你不过是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以要去挖掘潜在的希望、能量。用党的思想工作方法来说,就是做好引导工作。它的假设是说能量、希望、未来都已经在生活里存在,但你要把它挖掘出来,你要去找这些力量。那么,看到矛盾和寻找能量就是一回事,看到矛盾就等于看到两面性,两面的冲突就是变化。当然变化的方向可能不一样,所以就要去考虑创造什么样的环境,维持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有启发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给学院知识分子的建议。
标注 – 位置 #2212-2213
要把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想清楚,就是“认命不认输”[20]的那个说法。
标注 – 位置 #2212-2214
要把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想清楚,就是“认命不认输”[20]的那个说法。我们都知道在萨特之后,存在先于本质,意思就是说你本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给定的,你的行为、你的存在,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标注 – 位置 #2216-2224
在当今的情况下,大家都觉得很自由,我要成名成家,要赚钱,仗着自己的自由去做,那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你是谁”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每个人有历史,有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整个社会结构给你一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很难改变,你要把自己是什么想清楚。“认命”是说从历史、结构的角度,想清楚自己是什么。女性当然是在社会化的进程中被塑造成女性的,但是你也不能轻易地把自己去女性化。那个塑造你的社会和历史力量实在很强,远远强于任何个人的、短时间内的努力。穷人家的孩子当然也可能成为富人,但是光靠想着自己不认穷人这个命不是解决办法,而且我们知道这种想法导致了大量的心理和社会问题。所以关键是要把自己所在的社会位置想透,女性的命、穷人的命为什么还这么难?在这个现实下,怎么去当一个女性、一个穷人,怎么和那个强大的社会和历史力量持续地较劲,不认输地较劲?国内的LGBT群体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知道这个命不容易,但是认了这个命。他们不去祈祷怎么去换命,而是持续努力,和现实较劲。
标注 – 位置 #2237-2240
牛津也很想看到成果,它强调社会影响力。国内学者要抓住“社会影响力”这个概念,官方也在提议,把学术从狭窄的技术化、专业化中解脱出来。提高社会影响力,关键之一是要抓住公共话语,给它们新的定义,确实能够打动普通读者的心,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能够形成新的运动或策略。怎么给出新的定义?这就需要系统的材料、严格的论证。
标注 – 位置 #2277-2282
英文有一个词很简单,叫作“about”(关于)。我指导学生的时候也跟他们说,你一定要讲清楚这个研究是about什么。做农民工研究或者做大学生的研究,这个是“on”,是另外一回事,真正的about是一种问题意识,是关于劳工关系、关于空间布局的权力关系,还是关于性别关系,这个一定要拎出来。不把这个拎出来,别人不知道你要往哪里说,交流的效果就不太好。这就是把我前面提到的“跨语言的自我”,翻译成为一种思想方法,朋友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是一个方法,很重要的功能是逼着你去想这个about。有些学术会议没意思的地方也是因为听不出来这个about,没有那种刺激。
标注 – 位置 #2339-2344
我们那时候人人会背那段话“这真是一块圣地……”[24]我一个学政治学的同学说,你把自己所在的小地方称为圣地,会让人很反感,中国那么大,让北大之外的人怎么看?这给年轻人、北大学生培养了一种什么心态?他的说法让我很受启发。我们比较喜欢夸夸其谈,那种埋头苦干、在细微地做东西的过程中的体会反而没有。艺术不完全是靠想象,艺术很具体,你对今天早上那一束阳光的感受,是很具体的,要把握那种感受,一定要把它做出来,通过雕塑或者画画,色彩的调配,物质性很强。夸夸其谈相当可怕,好像一种灵感让自己感动起来,但是飘过去了就什么都没有。
标注 – 位置 #2389-2395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紧密结合的,否则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官方界定毛泽东的最大贡献,不是建立了新中国,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马克思主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世界性的贡献。现在把他讲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中国有很多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包括章太炎、孙中山,开始排满,然后要共和,然后又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家都在世界格局里寻找位置,民族这条线划在哪里,是非常动态的过程,不是天然给予的范畴。现在很多民族主义的情绪是把民族这条线给绝对化了,看不到历史上民族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又拿历史上的斗争和自己狭隘的理解套起来,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就被绕进去了。
标注 – 位置 #2434-2439
被国族的自我论述淹没,动不动就要讲大的东西,在不理解、不懂的情况下,把国族放到很高的层次上。新加坡就不能那么讲,它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就是一个小岛,1899年开埠,然后英国人殖民,后来又归了日本人。这样一段很短的历史,没有统一的语言,没有统一的文化,是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他们心理上的出发点还是这样,“我们的存在,其实违反了历史的自然规律”,所以要不断努力,要走在历史前头。这个意思很深,但这正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所在,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认为是自然而然的。
标注 – 位置 #2485-2488
团体内部一定要有异质性,而且这个异质性要比较大,如果大家都是做中国某一件事的研究,那在一起能说什么呢?关系也变得紧张,到最后还有知识产权、署名权问题。案例不一样,视角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可能有的人觉得我这种做法太空,不可能实现,但也可以聊,这种“空”可能对他也有启发性,有想象力。国内的主要问题还是异质性不够,纯粹的同质性的合作关系,深化不下去。
标注 – 位置 #2508-2510
一定要以“我”为主去判断,看能不能在机构里面创造出自己的空间。和同事之外的人合作,发展出自己的盘根,自己的小宇宙、小环境、小世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标注 – 位置 #2530-2532
当年轻人背包旅行的时候,怎么样去看待那些让自己不适应的情况,通过对别人的观察,去理解,把自己问题化,重新定义现存的社会问题。我们就国内研究做国内研究,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已经被界定了,往往提不出新问题,老问题也用老套路解释,走出去则可能给我们刺激。
标注 – 位置 #2599-2601
大学就是给你一个环境,让你在人生比较特殊的四五年当中去探索自己,探索这个世界,允许你犯错误,允许你做疯狂的探索,让你对事情产生理解,当然也学到了基本的知识和技术。
标注 – 位置 #2640-2645
北大中心感的来源,在它的叙述中当然是这样,认为自己是代表历史的步伐,它的反抗代表历史的前进,是正确的方向,所以本质不是反抗,是前进,和抵制很不一样。抵制是弱者的,农民少交一点税,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让别人干预。但北大是英雄主义的,要前进,要打碎。从研究的角度看,跟抵制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怀疑,但北大的情景不是怀疑,是坚定认为自己是对的,是中心。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中,完全合理,但一直这样下去,就很危险。我存疑的地方是它的自信,感觉自己掌握了历史、掌握了真理的那种自信。
标注 – 位置 #2724-2727
很多人类学家为什么对宗教这么感兴趣,宗教确实会培养一种气质或者灵感,对那些人怎么理解生命、死亡、不幸这些事情会比较敏感,就会注意看很细的东西。我发现一些有宗教情怀的人类学家做得比较有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看得很细,他们也不觉得理论上有多大的意义,就是从情怀出发,背后却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标注 – 位置 #2751-2753
从个人经历开始,谈到一些大的问题,怎么嫁接这两者,这就是问题化。经历本身成了需要解释的问题。一开始,我们聊天主要还是谈思想,怎么进行社会干预,当时觉得个人经历只是背景,现在它成了基础性的材料。
标注 – 位置 #2859-2861
明明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结构,大家却努力把利益关系转化成上下级关系,因为只有这样,商业利益才能得到更好的保证。
标注 – 位置 #2901-2907
乡绅本来就和大体制不完全一致,跟它有一定的距离。他们的立足点是自己的小世界,但能够和大体制进行沟通和迂回,利用大体制,对大体制有解读,有自己的说法。如果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乡绅在今天是完全可能的,要做好乡绅,就是要把自己的小世界弄清楚,对大的体制、权力也理解得很透。区别在于,原来的乡绅衣食住行都在农村的社区里,很清楚自己的物质来源在哪里,而今天很难确定物质来源,这就要有新的概念。今天的小世界不是自足的,是建构出来的,没有一个物质的边界。正是因为建构,原则就变得很重要,给自己造一个小世界,就要给它定义,你干什么,原则是什么,要为什么服务。这就回到了立场问题,乡绅是一个立场问题,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立场,你要做事,要和一群人合作,形成共同利益,再从这个立场出发看世界。
标注 – 位置 #2952-2957
我们今天有很多谈革命的人,却讲不清楚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下,为什么革命不可能。乡绅这样的人讲得比较清楚,老百姓怎么想,他们和体制是什么关系,是怎么混的。所以,多一批乡绅式的知识分子,不会给历史前进拖后腿,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拖后腿,但他们会对我们的现实有更全面、更精确的把握。在不革命的时候,他们能更加有效地推进一些变革,而当革命成为必然趋势的时候,革命的先声其实就是乡绅和体制关系的破裂。所以不能把乡绅变成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把乡绅作为一种方法。
标注 – 位置 #3138-3141
学术是一种干预,我是一个活人,我对这个活的世界要发出自己的想法。“干预”就是说,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打动读者的心灵,激发他们的思考,这个以前我们谈过。艺术的功能不是为了创造一个美丽和谐的世界,而是让你有能力面对丑陋。我希望社会科学能够提供一些更好的工具给大家去思考。
标注 – 位置 #3163-3167
因为要说假话,前提是知道真实是什么,才有明确的假话,但原来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大家都糊里糊涂这么说,这个是“虚”。现在大家逆反的是“虚”。现在可能会做假,在需要的时候玩手段,但不会给你搞虚的,现在大家对“政治正确”都很反感,显然不是说这些理念是错的是假的,而是太“虚”,不能表达大家要直接表达的那个自己。我觉得有一个诚实的自我,一个诚实而畏缩的自我,还是要比一个虚伪高大的自我好得多得多。
标注 – 位置 #3193-3203
就是人怎么样再生产自己,自己成为目标。 从人类历史上来讲,我们绝大部分时间的劳动都是为了“人的再生产”,采集野果、打猎、农耕种植,都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积累,不是追求超额利润,而只是维持自己。如果富裕一点,维持的水准就稍微高一点,多一点仪式,祭祖的时候多一个猪头。总的来讲是这样一个循环。这个再生产的循环被现代性打破了。现代性跟资本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活动并不是维持自己,而是要追求超额的利润,所以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有了结构性的转型。人本身越来越不成为中心,经济活动主要就是资本的运行,这就是所谓的“脱嵌”,去嵌入性(disembedding)[2],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原来的经济活动应该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为人服务的,现在经济活动脱离出来,不仅脱离出来,而且成为形塑社会关系的主要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再生产”被忽略了。
标注 – 位置 #3211-3216
为什么中国人在变富的同时追求所谓“早发早移”,也就是说,尽快赚钱然后尽早移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人的再生产”,为了更加稳定的可预期的未来,为了更好的子女的教育、更洁净的空气、更多的绿地,但赚钱还得在中国赚,因为这里的利润比西方还要高。现在,随着我个人经历的变化,把“人的再生产”和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变动联系在一起,同时看迁移的趋势,分析资本主义的利润来源,也是想提个醒,亚洲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能太乐观地估计,因为我们崛起的只是某一块,而“人的再生产”是更重要的部分。
标注 – 位置 #3241-3246
国家成为唯一一个集体性想象的单位,在国家之外,班级、大院都没了,只剩下个人和世界。突然出了一个事件,需要一个集体作为自我认同的依托时,就只能奔向国家。当然国家也提供很多话语,让你奔向它可以奔得很自然,这就是所谓新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是基于对历史、传统、文明的浪漫主义怀念和想象,而是基于一种对世界权力格局的理解,它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强者这么做,我们也必须得这么做。一切都是权力和利益斗争,把世界化约为国家之间的权力场。这是我看留学历史的另外一个维度。
标注 – 位置 #3307-3315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所谓跨国婚姻的商品化,大家顾虑的是,婚姻这样一个神圣的、自然的、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现在变成了一个可以买卖的商品,还有中介组团出国,新娘排队让人挑,很多人在感情上没法接受。但我想问的问题相反,如果结婚难,不结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结婚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要投入那么多钱把它商品化?不要以为商品化就是对婚姻的亵渎,也许商品化正是对它的崇拜。跨国婚姻背后是一个保守的思想意识形态,就是说结婚变得更加重要,结婚没商量。跨国婚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再生产过程,这个再生产品就是指对人的再生产,而且是对整个国族的再生产——结了婚,成了家,才会有下一代,文明才能遗传下来,这是一种保守化或者本质主义化的婚姻。人的跨国流动,人的再生产,背后总是有这样的辩证关系。流动,加速的流动,不一定使生活变得更开放,反而可能加固了原本的不平等关系和这种意识形态、社会规范。
标注 – 位置 #3368-3374
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两班车,我问他怎么不累,身体怎么样。他说:“身体?身体是以后的事。”这就是以“人的再生产”为代价,来追求高速度。很多人说,你说得太理想了,要是大家不那么高速的话,我们年轻人基本的物质条件上不去,就会有大规模的失业、贫困,会有更大的问题。这个有点似是而非。要用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来讲的话,如果进行彻底地再分配,这些问题都会解决掉,我们的物质总量,够大家过得好。现在我们好像被绑架了,一定要更高更快更强,正是因为不太愿意进行激烈的再分配,已经获得的人还要获得更多,同时又要把下面的人也提上去,这个确实很难,今后可能还是要慢慢走向再分配的思路。
标注 – 位置 #3440-3443
在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实践当中,每个人反思的动机、能力和工具都比较有限,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一天过完,把任务完成,因为有分工,大家都要线性地往前进。反思的意思是,你要阻止自己,要把自己停住,不要线性地往前冲,想一想为什么今天要这么做,不能用别的方式。这个精神可能是有意思的一点。
标注 – 位置 #3510-3513
一切思想都来自经验,这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要做好是需要训练的,得经常练,培养观察的精确性,快速地推理,看出破绽。出了一个事,大家坐下来,要聊得比较深,不是很容易。它又跟所谓的时事分析不一样,我们形成的不是政策建议,而是假设,主要是培养观察和思考能力。我们现在缺的是这种不断的讨论,最大的敌人是急于求成,一切都想赶快有个结论,没有时间去磨炼了。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