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 – 笔记

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精英通过煽动仇恨来实现权力的野心，与无数民众寻找“归属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表面而言，各国政治戏剧琳琅满目，但归根结底剧情大同小异，多是身份政治的高涨堵塞了民主体制的优胜劣汰功能。

人到底应该通过什么获得“承认”？固然，如前所述，每个人都携带着特定身份来到人世间，这些身份给每个人提供一个作为初始设置的情感圈层结构和意义诠释系统。但是，人之为人的价值，到底是来自于某些固定不变的集体性特征，还是一个人突破“初始设置”、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如果我们认可人的价值之所以高于植物动物，恰恰在于人类自我塑造的能力，那么或许就不应把人的价值锚定在其“初始设置”之上。

就提供和平与繁荣而言，自由民主国家做得相当不错（尽管近些年略有逊色）。这些富裕安全的社会就是尼采笔下最后的人之所在，他们是些“没有胸膛的人”（尼采语），生命耗费于追求永无尽头的消费满足，内核里空无一物，没有更高目标或理想去为之奋斗牺牲。并非人人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于是，优越激情兴于特立独行，比如冒大险、投身壮丽事业、追求盛大效果，因为这能让人得到高人一等的承认。某些情况下，优越激情造就杰出领袖，如林肯、丘吉尔、曼德拉。但是，另一些情况下，它可能产出暴君，如恺撒、希特勒，这些人会把社会领入独裁和灾难。

黑格尔认为，驱动人类历史的是寻求承认的斗争。他主张，人渴望得到承认，理性解决这种渴望的方式唯有普遍承认，即人类每个成员的尊严都得到承认。

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这个光谱在很多地区似乎让位给了由身份界定的光谱。左翼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广泛的经济平等，而是更多专注于促进被认为遭到边缘化的各色群体的利益，如黑人、移民、女性、西班牙裔、LGBT社群、难民等等。右翼则把自己重新定义为志在保护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者，而这个民族身份往往与种族、族裔、宗教有明确的关联。

纵观人类历史，总会有个体发现自己与社会不合。但是，有些观点直到现代才深入人心，比如，真实自我固有其价值，外部社会对真实自我的评价存在系统性的错误和不公。不是内在自我要去迎合社会规则，而是社会自身需要改变。

现代经济理论基于一个假设：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即物质福利）的理性个体，政治不过是这种最大化行为的延伸。但是，要正确解释真实的人类在当代世界中的行为，我们就必须超越主导话语的简单经济模型，拓宽对人类动机的理解。没人否认人有理性能动性，没人否认人是追求更多财富和资源的自利个体。但人类心理远比简单的经济模型复杂得多。要理解当代的身份政治，我们得退后一步，对人类的动机和行为形成更深刻、更丰富的理解。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人类灵魂的理论。

大多数经济学家真的认为效用是基于某些物质上的自利，这种自利胜过其他的动机。当代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古典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同这种观点，后者还认为，历史是由社会阶级对经济自利的追求塑造的。

现代民主的兴起，就是优越激情逐渐被平等激情取代的历史：只承认少数精英的社会被承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取代。

卢梭开了两个处方，好让人类从上述不平等和暴力之灾中全身而退。第一个在《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中得到了概述，是一种政治解决方案，通过“公共意志”的出现，让共和美德把公民团结起来，从而回归自然的平等状态。人们在政治上结合，相互合作，但这种结合不容分歧和多元。这种解决方案被批为极权主义的原型，批评得不无道理，因为它抹杀多样性，要求思想严格统一。 第二个处方是非政治的，作用于个人层面。在他的晚年著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Reveries of a Solitary Walker）中，卢梭试着找回原始人的意识状态，即人进入社会之前的状态。他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说过，“人的第一个感受是关于自己的存在”；在《遐想》中，存在的感受（sentiment de l’existence）是一种完满的、幸福的感觉，当个体终于看见深藏在一层层后天习得的社会化感知之下的真实自我时，这种感觉就会出现。[9]卢梭的存在的感受，以后会变成所谓的生活体验，这就是当代身份政治的根源。

奴隶将反抗主人。那个只承认少数人尊严的世界将被新的世界取代，新世界的基本原则是承认所有人的尊严。

以前在村子里，他身边有亲戚朋友，他们了解他，在他生病或者收成不好的时候会帮他。可对于他的新相识、新朋友，他可不能像对村子里的人那样拿得准，他也不确定他的新雇主——那家大公司——会不会关照他的利益。他听说一些共产主义者正在他的工厂推动创建工会，但他听别人说过那些人的坏话，所以对他们也信不过。报纸上尽是说法不一的议会斗争故事，他拿不准该听谁的。汉斯怀疑，这些吵来吵去的政党全是自私的，并不想代表他的利益。他所在的德国地区已经是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他可以为帝国骄傲，但这个帝国正在飞速奔向不确定的未来。他觉得孤单，与他周围的环境有隔阂。他思念他的小村庄，但也不想回到那里去，因为回去就意味着自己失败了。汉斯平生头一次能选择该怎么度过他的一生，但他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想成为什么。身份，这个在村子里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核心。

如今，在埃及、土耳其、约旦等中东国家，大量穆斯林青年女性又戴上了头巾，有的套上了面纱等更束缚女性的服饰。这些女性当中，许多确实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也有一些并不特别信仰什么宗教；戴头巾更像一个身份符号，表示她们为自己的文化自豪，不怕被公开认作穆斯林。

穷人拥有基本必需品，不受严重物质匮乏之苦。他们追求财富，是出于另一种原因： 被人关注、得人关照、让人留意，获得同情、满意、认可，这些都可以说是财富衍生出的好处。吸引我们的是虚荣，不是舒适或愉悦。而虚荣总是以认为我们是关注和认可的对象为基础。 富人因财富而光荣，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让世界关注他，他的生活境况轻易就能让他产生讨人喜欢的情绪，人们乐意和这样讨人喜欢的他一道……穷人则相反，他因贫穷而感到羞辱。他觉得，贫穷要么让人们看不见他，要么即便人们注意到他，也不会对他正在忍受的苦难和困境感到同情。

拉希认为，提升自尊促进的不是人类潜能，而是让人失能的自恋；他觉得，这种自恋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整体的特征。人民没被解放出来去实现潜能，而是陷入了情感依赖：“尽管偶尔幻想自己无所不能，自恋者还是要靠他人来认可他的自尊。没有欣赏他的观众，他就活不下去。”这对社会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甚至当治疗师谈及对“意义”和“爱”的需要时，他们也只是把意义和爱定义为满足患者的情感需求。他们几乎没想过——当然，鉴于治疗这种事的性质，也没什么理由要求他们想——鼓励当事者使他的需要和利益从属于他人的需要和利益，从属于外在于他自身的事业或传统。

聚焦定义更新、范围更窄的边缘化团体，会产生第二个问题：历史更悠久、更大的群体不再受到关注，他们的严重问题将遭到忽视。

当前对身份的各种理解还存在第三个问题：它们可能威胁言论自由，进而威胁维系民主制度所必需的理性对话。

人们往往抗拒被大的文化同化，尤其是在他们并非生在其中的情况下。他们希望自己那个独特的自我被承认、被赞美，不被压制。他们想感觉到自己与祖先的联系，想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即使不属于那个文化，他们也舍不得失去那些正在迅速消亡、能让人联想起以往生活方式的土著语言和传统习俗。

民族身份研究难以理论化，因为现有民族是历史斗争的副产品，这些历史斗争复杂而混乱，往往充满暴力和强制。

但如果身份政治的逻辑是把社会分隔成越来越小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群体，那么，创造出更广泛、更一体化的身份也是可能的。承认个体可以与更大范围的公民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期待，不一定非得否认个体的潜能和生活体验不可。体验可以汇总出经验，生活体验也可能只是寻常的体验。所以我们在现代世界永远不会摆脱身份政治，但我们可以引导它恢复相互尊重彼此尊严的宽广面貌，让民主更好地运作。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同时走向相反的绝望之土，一个是高度集权化，一个是无休无止的碎片化。一方面，一些国家正运用科技和社会信用体系集中权力。另一方面，世界各地正在目睹中央集权体制的崩溃，涌现出许多失败国家，全球正走向极化，失去对共同目标的共识。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推动形成了独立的社群，围护这些社群不需要物理围栏，靠的是对共同身份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