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 笔记

什么叫清醒的现代人？有三个标准，明白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么做。

这本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的讲义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格外关注思想观念对社会实践的塑造作用，强调思想与现实的内在关联。

到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上述的“循环历史观”被改变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当下的时代”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敏感。“当下的时代”不再是以往的延续和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是崭新的。因此，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线性展开的——从过去、到现在，然后通向未来，时间成为一个有方向的矢量概念。

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

无论多么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

启蒙就是用理性的光芒打破黑暗，让人摆脱非理性的蒙昧，走向成熟。理性成为区分真理与蒙昧的决定性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理性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具有近乎上帝一般的神圣地位。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确切含义。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是西方古今之变的核心。

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么该信仰什么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么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

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

一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圣诞节，等着圣诞老人给他送礼物。但他被告知，世界上没有什么圣诞老人，圣诞夜也不会有人从烟囱里下来，也不会在自己的袜子里塞什么礼物。如果你收到了礼物，那是爸爸妈妈买的。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个瞬间会不会让他觉得非常非常失望？这个孩子和那么广大的世界的联系，是不是就被切断了？圣诞老人从北极来、从古老的传统一空间和时间上的这种无穷性瞬间就消失了。他不再是一个无尽时空的参与者，他只是这个家庭里的一个普通小孩。对于他来说，这个节日的意义是不是立刻就显得失色了不少？你看，他被从那个“母体”中剥离出来了。

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著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工具理性的计算就是一种事实判断，因为成本和收益基本上是一个事实，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是一种价值判断，虽然你也在用理性思考和权衡，但其中有许多主观的因素，因此没有标准答案。

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所以可以普遍化，成为一种通用逻辑。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难以普遍化。结果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倒了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 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

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逐渐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 比如说“人力资源”这个词。这个词已经成了日常用语，但你有没有想过，“人”怎么会是一种“资源”？我们现在常说要“自我发展”，但是我们是为了什么要追求“自我发展”呢？有人会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句话听上去很平常，说得没错。但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潜藏着这样一层意思：人变成了某种商品，在“买家”面前互相竞争。“自我发展”被替换成了“提升自己作为商品的价值”，所以才会有“人才市场”这种说法。 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蕴含的深意。

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里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对我来说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

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接受信仰需要做出价值判断，而真假是一个事实问题，辨别真假是一个事实判断。

形而上学有三大信念： 第一，相信在感知的表象世界背后有一个更真实的本质世界；第二，相信这个混乱的世界实际上是有目的的； 第三，相信这个纷乱多样的世界背后有一种统一性。

尼采认为，那个所谓更真实的、有目的的、有统一性的本质世界根本不存在。哪有什么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有人真正看见过吗？根本没有，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编造。 我们之所以会编造这些东西，是因为人的心灵很脆弱。在这个纷乱繁杂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安慰。虚假思想虽然能带来安慰，但最终会带来恶果。比如说，尼采认为人为了生命的欲望奋力拼搏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在奋斗中，人总会遭遇挫折与痛苦，感到无力和卑微。为了缓解痛苦与自卑感，基督教就造出了禁欲主义，宣称禁欲是高尚的。于是，人就可以通过否定生命欲望来逃避拼搏，继而逃避那些负面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本来很爱钱，但因为贫穷感到自卑，于是他就去信奉一套所谓“高尚的人应该视金钱如浮云”的说辞来躲避自己的自卑感。

尼采说“是我们杀了上帝”，实际上是在批判西方的形而上学思想传统。尼采认为形而上学就是一些虚假的思想，是人编造出来安慰自己的。因为虚假，所以根本上是虚无的。人们总说虚无主义来源于现代思想。但在尼采看来，古老而典雅的形而上学才是虚无主义真正的根源。

人生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么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

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 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

很多激烈的争论往往都是这样，双方不是对同样的事实真相抱有不同观点，而是看到的真相本身就不同。

如果说尼采的反叛思想颠覆了对上帝的信仰，那么弗洛伊德的思想又颠覆了什么呢？ 用一句话概括，弗洛伊德颠覆了对于人的理解，这个颠覆的关键点是“人的理性”。

先说本我。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 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它能够感受到本我的欲望，但自我会用理性来甄别本我的要求。如果说本我是人心中的一个小婴儿，只知道追求满足和快乐，那么自我就像是小婴儿的监护人，会用理性来考虑这些要求，根据对现实情况的考量，有选择地去满足那些欲望。 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顾名思义，是超越自我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在人与“道德”的接触和理解中形成的，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就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超我就有点像是那个天使；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常常达不到天使的标准，超我就会通过内疚感和罪恶感来影响我们的心理和行动。

人生意义的两大难题就是面对死亡和欲望。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走向人性的崇高，这是现代精神危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弗洛伊德的影响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了欲望的正当性，欲望本身不再是卑微可耻的，也就用不着去“超越欲望”了。

萨特的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自由选择，另一个是积极行动。对于人生，萨特会说人就是自由本身，人必须做出选择，去行动，并且绝对地承担行动的后果。

意识有对象性，总是对于某个事物产生的意识。那么纯粹的意识本身究竟是什么呢？他突然有了灵感，如果“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那么意识本身呢，就什么都不是！纯粹的意识本身就是虚空！

人是有意识的，而物品没有。但有意识的人和没有意识的物，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意识有对象性，总是对于某个事物产生的意识。那么纯粹的意识本身究竟是什么呢？他突然有了灵感，如果“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那么意识本身呢，就什么都不是！纯粹的意识本身就是虚空！ 有点像空空荡荡的容器，需要被填充之后才能成为什么。一个杯子里只有倒进了什么东西，我们才能说它是一杯水、一杯酒、一杯牛奶或者一杯咖啡。人的意识本身就是空无一物，只有当有什么内容填充进来之后，人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所以人并没有什么预定的本质，人的存在原本就是虚无，它的本质是“有待形成”的。 简单地说，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是虚无，那么人的存在就是虚无，这就得出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个命题。

萨特还用了一对概念来区分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他把物的那种被决定的、不能改变的存在，叫作“自在”的存在。把人的这种“有待形成”的、不固定的存在，叫作“自为”的存在，就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你可以记住这一点：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

人的存在根本上是虚无，这赋予了人一个永恒的需求。你可能听过一句话，说“大自然厌恶真空”，同样地，人也厌恶虚无，厌恶虚无背后的缺失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去填满自己的虚无，去获得某种本质。

人要怎么去获得一个本质呢？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模仿物。因为，前面说过，和人相对立的“物”是自在的存在，它有一个固定的、确定不变的本质。 所以我们看到，人总是要去占有某种东西。有的人喜欢集邮，有的人喜欢买包包，有的人喜欢在游戏里收集奖励和成就。占有这些物的时候，我们好像得到的不仅仅只是物品的功能或者效用，通过“占有”这些东西，我们还获得了一种“存在感”。通过占有“物的存在”，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本质，甚至给自己一个定义：我是一个收藏家，我是一个游戏高手，等等。 萨特把这种欲望叫作“生存者与存在物的复合”，就是渴望与对象合二为一，来解决人的虚无状况。可是，这样就解决了虚无的问题吗？萨特说，这种做法注定要失败。因为这只是局部地、暂时地满足了对确定性的渴求，根本上的虚无是无法改变的。 人是自为的存在，不断为自己寻找本质，不断变化。换句话说，人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人想通过占有物去获得确定性，但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没有办法填满无限的可能性。

萨特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总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自由，是否定只能如此、我别无选择的那种自由。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最突出的一个导向，就是呼唤人们面对存在的真相。存在的真相是什么呢？萨特说，存在就是虚无，存在先于本质。如果“本质”决定了命运，那么，先于本质而存在的人就不被任何命运所限定，也就是说，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

“生命之轻”是什么呢，这个“轻”来自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结果，我们就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

萨特说，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爱情是一个骗局，那种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爱情体验，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时候的幻觉罢了。爱情同样充满了为争夺主体性而展开的冲突和斗争。到最后要么是受虐，在羞耻中享受快乐；要么是施虐，在内疚中感到愉悦。 爱情的常见情节就是如此，一个人去追求另一个人，去讨好、迎合对方，变成对方喜欢的样子，失去自己的主体性。而被追求的一方呢，则要努力表现出自己迷人的魅力，通过追求者的奉献去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在这样的关系中，爱情越热烈，双方就越接近受虐狂和施虐狂。

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 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 这话听着简单，但我们前面讲过，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 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多么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英文就是“moral integrity”，“integrity”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就是“完整一致”，后来用来形容一个人品德高尚。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

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有一种共同感受，就是一种“不在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之下，你无法全然沉浸于此时此刻身处的环境，总是有一种抽离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自己。这让伯林在思考问题时常常会有一种抽身而出的视角。

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 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么。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异化”原本是黑格尔的一个哲学概念。你可能知道马克思年轻时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很大。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这个词指的是主体在自身的发展中，分裂出了一个反对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 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 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结果是什么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一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

所有这些质疑、批评、辩论、竞争、投票，甚至包括社会抗议运动，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只能带来量变，无法突破体制本身，导致社会的质变。这就好比一个足球守门员说，足球运动需要变革。教练说，好吧，那要不换你去踢前锋，或者后卫？ 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这些表面上热闹的批评、抗议，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控制模式的一部分。这些表面上喧嚣的“异端”并不能改变社会体制，反而造成一种假象，让这个单面的社会披上了自由多元的外衣。

可以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考察自由主义家族内部的差异。 第一个维度是从空间上看地域差别的类型，主要是英美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传统，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休谟和洛克，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康德。前者有很强的经验主义取向，强调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后者有很强的理性主义取向，强调自我主导的积极自由。当然，这个说法是比较粗线条的。 我认为第二个维度更重要，它是从时间上看代际差别，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主义家族不同辈分的特性。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成员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后来到了19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那一代，出现了所谓现代自由主义，他们非常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

为了确保自己特定的生活目标和方式不会低人一等，无知之幕后的人都会同意要保障每个人平等的基本自由。这就是第一条“平等的自由”原则。 第二条原则稍微复杂一些，它和社会经济的分配原则有关。罗尔斯得出的结论是，默认的选项就是应当完全平等分配。但他做了重要的补充，我们能够接受某些不平等分配，但必须满足两项限制条件。 第一项限制是，相关的职位和工作必须在“公平的机会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前提下，向所有人开放。第二个限制条件。罗尔斯把它叫作“差异原则”，就是这种不平等，能够让处境最糟糕的人改善状况。也就是说，除非不平等的分配能使得最弱势群体的处境得到改善，否则，不平等在道德上就是不可接受的，是不公平的，也是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不会接受的。因为不只是你，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最弱势的群体。在竞争中出现的优胜者，他们获得的优势如果能够改善最弱势者的处境，那么就是可以接受的。

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推理论证了一个正义的社会契约中最关键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要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条原则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定条件，一个是“公平的机会平等”，一个是要满足差异原则。

通常人们谈论资本主义的各种好处，都着眼于经济效益的方面，比如生产效率高、经济发展快、生活水平高，等等。但这些特点都不是诺齐克关心的要点。他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出于道德的理由，因为它最充分地尊重和保障了个人基本权利，所以能造就一个最为正义的社会。

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关注财产是怎么获得的，又是如何转移的，这是一种“历史正义”理论。只要财产的来路清白，无论多寡都是正义的，最后社会形成怎样的财富分布都是正当的。相比之下，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模式正义”理论，就是社会经济的分配必须满足某种结构模式。

对每个人来说，群体当然是在个体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个人也总是在社会关系中成长的。所以社群主义的观点似乎才更符合现实，明明是社会构成了个人，而不是个人形成了社会。

对每个人来说，群体当然是在个体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个人也总是在社会关系中成长的。所以社群主义的观点似乎才更符合现实，明明是社会构成了个人，而不是个人形成了社会。 可是，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居然出现了。它不但出现了，而且它从霍布斯、洛克、康德一直延续到罗尔斯，形成了一个思想传统。你可能会说，思想家嘛，奇思异想是他们的特权。但更奇怪的是，这种观念竟然会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模式。普通人也会觉得个人是社会首要的、最基本的单位。这一切究竟如何来解释呢？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入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还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更懂得自己呢？当然是我本人。认为只有自己才对自己具有绝对解释权，这种观点叫作“唯我论”，常常和“个人自主性”联系在一起。

许多人都相信，所谓个人自主性就是“别管我，别管我，我的地盘我做主”。自主性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可是，你如何做出选择呢？尼采和萨特都告诉过你了，选择没有什么标准。你选择，你负责，这就是一切，其它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选择可能会错，结果可能会让自己不满甚至痛苦。这样一来，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太过沉重的个人负担。于是，有人平庸无聊，有人失落迷茫，也有人孤独无助……这些都不是他人的评判，不是外在的感受，而是我们自己能够真切感受的困苦。这样的精神困境在现代社会相当普遍。 面对这种局面，有人会呼吁，自由主义的自主性理想是有害的，现代社会已经沦为一个放任的社会，人们毫无顾忌地标榜自我中心的理想。现代文化陷入了相对主义、享乐主义和自恋主义的歧途。这完全是自由的滥用，文化的堕落，还会损害民主政治。 这是许多保守派人士的看法。所以他们主张，必须限制自由、平等和多元化倾向，要由政治权威、宗教领袖或文化精英重新确立真善美的标准，用教育和传媒等各种方式引导教育大众。这样才能拯救现代人的道德迷失，防止文化的堕落和民主政治的失败。 当然有很多人不会同意这种观点。20世纪的教训留下了太多惨痛的记忆，让人们对威权主义天然抱有戒心，从而抵制道德和文化的家长制方案。人们无法放弃个人的自主性，哪怕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就是现代性的难题：个人自由带来的病症是真实的，但威权式的精英主义的解药可能是毒药。这让人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现代人不能放弃自由，但却不知道如何解决自由带来的问题。

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

要把本真性和“唯我论”之间的虚假联系一刀劈开。追求自主性，追求独特的自我，并不需要接受“唯我论”，而且恰恰应当拒绝“唯我论”。

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和别人达成共识，并不是某个人的“道理”振振有词，说得我们都哑口无言，而是因为在好好说话的氛围下，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平等尊重，大家一起把道理讲通了。 你看，我们能合作，能建立良性的公共生活，不是因为消除了主体性的主观分歧，而是通过运用“交往理性”，绕了一个弯，才达成的。交往理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道理，而是大家一起来把道理讲通。讲道理达成的规范共识有真正的约束力，因为这种共识有真正的理由，能够让彼此心悦诚服。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和别人达成共识，并不是某个人的“道理”振振有词，说得我们都哑口无言，而是因为在好好说话的氛围下，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平等尊重，大家一起把道理讲通了。 你看，我们能合作，能建立良性的公共生活，不是因为消除了主体性的主观分歧，而是通过运用“交往理性”，绕了一个弯，才达成的。交往理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道理，而是大家一起来把道理讲通。讲道理达成的规范共识有真正的约束力，因为这种共识有真正的理由，能够让彼此心悦诚服。   哈贝马斯的研究当然不止于此，他还提出了“交往理性”的运用条件，就是去发现人与人之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谈得好，才可能达成彼此心悦诚服的共识。 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你可以用这四项“有效陈述”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平时的谈话。

究竟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改变文化？

历史终结论”究竟是一个哲学理论，还是一个政治科学理论？如果是一个哲学主张，只要逻辑自洽，你就可以坚持自己的一家之言。但如果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理论，那就要接受事实证据的检测，而且必须是“可证伪的”。如果遇到经验反例，“历史终结论”都可以自圆其说，那它就“涉嫌”伪科学。

“文明冲突论”，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一张地图和一个警告。亨廷顿先画了一张新的世界地图，叫作世界“文明圈”地图，然后发出了一个警告，告诫西方注意防守，避免扩张，不要去推广那些普遍性的价值。

让我们回到亨廷顿，对比总结他和福山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表达：福山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顿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两位理论家，到底谁更有道理呢？如果转向现实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文化变迁一直在发生，但也有些文化价值如此根深蒂固，在特定的时间内很难改变。 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分别揭示了文化变迁的一面与文化固化的一面。你倾向谁的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特定视野。比如，对于“9·11”这样的事件，你如果相信福山，会认为这是通向历史终点的一段弯路；但如果认同亨廷顿，就会觉得，这种悲剧才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

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人生意义就是典型的“重要而非紧迫”的问题。它一般没有紧迫性，你不用天天去思考它，甚至可以忘了它。但它很重要，日常生活中你的许多选择、判断和行动，实际上都取决于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人生问题是一个假问题”这种回答），只是你不自知罢了。

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

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区别是什么？简单比喻一下，老师发下来一张卷子，告诉你“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开放的”。这不是说“你无论怎么回答都是对的”（这是相对主义），而是说“可能存在多种正确答案，但一定有些答案是错的”（这是多元主义）。

如果结婚了，我们会无法分辨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相守在一起一因为相互的爱恋，还是因为婚姻制度施加的约束。如果没有婚姻的制约，我们仍然是伴侣，那就一定是我们自由的意愿所致，是纯粹出于爱情。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与核心，这才是“现代婚姻”的界定性特征。主张爱情应当是婚姻最根本的理由，并提倡年轻人以此自由选择他们的伴侣——这是两百年前才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流行的“激进新观念”。当然，传统婚姻并不排斥、也未必缺乏两情相悦，但那只是幸运的“副产品”。 传统的婚姻是一种人际关系、经济财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合作体制。这是一项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功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怎么可以托付给“爱情”——如此捉摸不定、不可理喻、又昙花一现的爱情呢？现代人简直太不理性了吧！

理想的价值并不在于真正实现（really be attained），而在于提出一个方向或目标，让我们去努力接近这个理想。这就是理想或者乌托邦目标的意义，所有的理想都是如此。中国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一生能保持自己的观念（无论是什么），做着乐在其中的工作（前提当然是不伤害他人，如果有助于人和社会则更好），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那么，他就根本不需要进行“反省”，或者展开哲学思考。 这是一种质朴的“岁月静好”的人生。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恰当的态度是尊重，而且注意不要去打扰。如若是“唤醒”他，告诫他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敦促他展开反思，甚至让他阅读尼采，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冒犯。说得轻一点，是“贩卖焦虑”；说得重一点，是“知识权力”的施暴。

阿伦特认为存在一种流行的谬论，就是“相信真理是经历了思考过程之后的结果”。阿伦特认为：“相反，真理一直是思考的开端，思考一直是没有结果的。这是‘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科学是有结果的，而哲学从来没有。思考是在体验了真理之后开始的……真理不存在于思考中，用康德的话来说，真理是使思考成为可能的条件。它既是思考的开端，又是先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