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自发性 – 笔记

其实就每一场成功的革命来说，其最后造就的国家政府都要比它所推翻的更加强力。

在很大程度上，民主体制中的各个机构自身已经成了商品，可以为出价最高的买主所掌控。

最激烈且在边缘群体中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一般性的暴乱，时常还伴随着洗劫。这种扰乱多以发泄内心原始的愤怒和疏离感为目的，没有条理清楚的请求或诉求。正是因为不表达明确的目的，且发起自最缺少组织的社会群体，这类扰乱可对秩序造成更大的威胁。没有具体的诉求可予以回应，也没有明显的领导者可以与之谈判。

关于下层政治，我能想到的行为大致有磨洋工、偷猎、偷盗公物、说谎、破坏、擅离职守、旷工、私自占用和逃避职责。何必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发动兵变呢？偷偷逃离岗位就可以达到同样好的效果。干吗非得公然入侵别人的土地呢？私下占用也能有同样的收获。何必为了捕鱼、打猎、砍柴的权利大张旗鼓地请愿呢？暗地里捕猎、砍伐，只要不被人发现就好。在很多情况下，对征兵、非正义战争、土地及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下层怀有一些群体性的态度，这些态度又无法安全地获得公开表达，因此催生并且支撑了上述实质性的个人自救行为。

在什么时候违背成规是有意义的，这值得深思熟虑，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形成了榜样效应的不服从行为，尤其当它们引发连锁反应，促使别人争相仿效时。若是这样，我们面对的就不是缘于胆怯或故意（或两者都有）的个体行为，而更多是有着大规模政治效应的社会现象。

偷偷脱队不同于直接挑战军队指挥官的公开兵变，因为前者不公开表达诉求，不发表宣言，要悄声而非发声。不过，一旦逃跑的规模足够大，让指挥官得知了，就会限制指挥官的野心，因为他们知道士兵已经靠不住了。

实际上的同谋并不需要人们真正聚起来密谋。更多的政权不是被革命的先进力量或叛乱的暴民推翻的，而是在所谓的“爱尔兰式的民主”——千万普通人沉默而固执地不服从、不合作与不守序——的压力下一点一点屈服的。

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大体上为社会顶层，也就是在财富和收入分布中属于约前20%的那类人服务。他进而认为，顺利实行这一宗旨的一个诀窍（尤其）在于，让收入分布再往下的30%到35%的人害怕剩下的那一半穷人，而不是嫉妒最顶的20%。

习惯性的自觉服从可能导致某些荒唐的情形，每个人在经过理性的反思后几乎都会发现其中的荒谬性。实际上，近三个世纪以来的所有伟大的解放运动最初想要实现的，都是挑战某种法定秩序，对付守卫这些秩序的政治力量更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果没有几个勇敢的灵魂敢于突破规则与习俗（通过静坐抗议、示威，以及对既定立法的大规模违背），就没有后来的解放运动。冲击秩序的行为经过愤怒、挫败、暴力的激化后，将清楚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人们的诉求已经不能在现有的制度和法律框架内解决。所以，就他们违背法律的意愿而言，本质的一点不是种下失序的种子，而是要求设置一种更加公正的法定秩序。我们如今的法治相较从前要更加公正、更加自由，这也部分归功于那些勇于违抗不公法律的人。

魅力型领导是一种关系，其形态完全取决于受众和文化背景。

获得领导魅力的关键条件就是认真倾听并且回应。认真倾听这一条件意味着对受众的某种依赖，也就是某种权力关系。强大权力的一个特征就是不需要倾听。底层人士普遍比顶层人士更懂得倾听。奴隶、农奴、佃农、工人、仆人的生存品质，在极大程度上仰仗于能否准确解读掌权人的情绪和意愿；而奴隶主、地主和老板常常可以忽视从属的意愿。所以说，倾听底层的结构性条件对于魅力型领导至关重要。

一个社会或者一种经济秩序越是高度计划、调节、规范化，就越容易依赖非正式实践。这些非正式实践是不受正式秩序承认而又不可或缺的，也是正式秩序自身无法造就、维持的。在这一点上，语言习得的例子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小孩学语言的方式，并不是先学习语法规则，然后用这些规则构造正确的句子。他们学说话的方式和学走路一样，要模仿、尝试、出错，然后不断地练习。语法规则是从成功的语言行为中总结出的规律，而不是造就成功语言行为的原因。

当来自北大西洋地区的商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走下飞机时，迎接他们的都是一套熟悉的秩序——法律、商业规范、监管、交通系统、物权形式、土地所有制。怎么会不熟悉呢？这些秩序本质上都来自他们的故乡。只有食物、音乐、舞蹈和当地服饰保留了异国民间特色……而且异国风和民俗风也完全成了商品。

流水线上的劳动分工的背后逻辑是时间和动作的细分，其全部意义就在于把工作流程拆分为上千个微小的、可以轻易学会的工序。流水线的设计意图恰恰就是消解工匠-工艺知识，同时也消解这种知识赋予劳动者的权力，让它们统统去为那个逝去的手工打造四轮马车的时代殉葬。无技能的、标准化的劳动力是流水线运转的前提，流水线上的一个“人手”可以轻易被另一个“人手”取代。换句话说，流水线的建立以劳动力的“愚蠢化”为基，此言不虚。

“赢得”了赛跑的这部分人终身受益于随之而来的机遇和特权——没有这场赛跑，其人生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这场胜利也令人一辈子享受地位、优越感、成就感和自尊。让我们暂且不论这种制度红利是否正当，也不论它究竟如何影响着我们对自身或他人的价值评判，而将注意力投向教育所代表的那种社会资本，它使得财富和地位的机遇向“赢家”倾斜。这是赋予大约前20%的胜出者的终生特权。 其余人又怎样了呢？剩下的那80%输掉比赛者的结局又如何？他们享有较少的社会资本，机会并不青睐他们。或许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他们可能终生怀着一种挫败感，认为自己的个人价值、智力和地位都低人一等。这样的制度性后果进一步疏离了社会机遇。只在一个狭窄的方向上评价人类智力，并且只用考试技巧来衡量这一方向上的智力水平——我们还有什么理性的理由可以支持这种评价体系吗？

试想，我的两个姑姑当了一辈子有权力的人物，在学生中一言九鼎，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却可能被贬至卑下、恐惧和噤声的境况。想到这样的画面总令我情绪低落。另一件让我无法释怀的事，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护士经常用哄小孩的语气对待老人：“来，亲爱的，像个乖宝宝一样吃药药了。”

历史上的父权家庭对于其多数成员来说是培养服从精神的机构，对于男家长和特定的男继承人来说则是集权统治的训练场。人成年之后进入以集权环境为主的工作场所，家庭中的服从经历得到强化，进一步削弱了工人的独立自主能力。这在人类总产出方面效益堪忧。

“制度化”（这个术语本身就具有判断性质）的极端形式，例如监狱、精神病院、孤儿院、济贫院、劳教营和养老院，会生产一种人格障碍，有人称之为“制度性神经症”（institutional neurosis）。它是长期制度生活的直接后果。患有这种人格障碍的人显得缺乏同情心和主动性，对周围事物没有兴趣，不会制订计划和自发行动。这些制度性主体因为只会配合，不惹麻烦，能适应制度化的规程，所以被管理者青睐。在极端的例子中，他们可能会变得幼稚，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体态和动态，变得自我封闭、无法交往。失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没有朋友和可关切之事，受控于管理者的权力——这些就是制度的极端后果。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的很多次标准民意调查一直在问工业工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在工厂，你会选择哪种工作？[8]想经营小店、饭馆或者农场的人的占比高得出奇。这些梦想的一个统一主题是上班不受监控、时间自主支配的自由，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样的自由完全可以补偿小生意必须应付的超长工作时间和经营风险。当然，多数人没有去实现这些梦想，但它们作为幻想的持久性已经可以证明它们的吸引力。

不管无政府主义在人类状况上有何疏漏之处，它都从人们的小资欲望中看到了对尊严和自主的追求，着实是对这一大众想象的敏锐洞悉。

当然，这种整合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创新。大公司对市场形成寡头垄断的关键恰恰在于它们消灭或者兼并潜在对手的能力。所以说，它们扼杀的创新无疑与它们利用的一样多。

量化标准的第二个致命缺陷是，即使在刚被设计出来时它是有效的，其存在本身也会引发一系列损害其有效性的事件。我们可以称这一过程为“标准对行为的殖民”，它导致最初的有效性被消解了。

过度依赖才能的量化和用来评估质量的“客观”数字审计体系的真正害处，源于那些重要的问题从富有活力的民主争论会议桌上被拿走，交到看似中立的专家手中。左右千百万公民生活机会的重大决定以上述欺骗性方式完成了去政治化，把本应属于公共领域的决定权剥夺了。

多数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是总结、汇集，或者说“打包”重大社会动向和主要历史事件，使它们容易辨识、可被理解。基于这一目标，同时考虑到典型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希望解读的事件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不难理解，他们往往只是简短地对过去盖棺定论；而在历史的亲历者（还有普通的旁观者）看来，过去却是混乱、流变、纷繁的偶然事件（理解它们正是学者的目标）。 学者之所以给出这种整洁得具有欺骗性的秩序，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原因是，它正是所谓的“历史”。被关注的事件以某种形式发生，而非另一种，这常常让我们忽略一些事实：事件的参与者其实并不知道它们将如何发生，而条件的轻微变化就可能导致事件结果的巨大不同。正所谓：“少了一颗钉子，丢了一个马掌；丢了一个马掌，折了一位骑手；折了一位骑手，丢了一份情报；丢了一份情报，亡了一个国。” 一旦摆脱了亲历者的局限性，知道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不可避免地会受事件走向影响，从而漠视事件的偶发性。

“历史”塑造了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方式，这可以类比于电视转播塑造了我们对一场篮球赛的理解方式。摄像机悬在赛场的外面和上方，就好像一架直升机盘旋在历史事件的上方。鸟瞰的视角让观看者远离比赛本身，而且在观感上将比赛放慢了。即便是这样，转播还是要确保观众不会错过某些关键的投篮或者传球，于是它用真正的慢镜头把动作放得更慢，让观众一遍遍地看动作的细节。鸟瞰视角和慢镜头结合起来，让观众错以为球员们的一招一式都十分简单，甚至以为连自己都能轻松掌握它们。唉，直升机视角或者慢镜头可不是球员经历比赛的真正方式。摄影机偶尔会被放在地板的高度，近距离拍摄实时的比赛动作，直到这时，观众才能真正欣赏到那快得令人目眩的速度，以及球员们真正在经历的复杂赛况。你立马就不再幻想那些动作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