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傲慢 – 笔记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的那些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成功带来的回报。他们也倾向于相信那些成就不如自己的人应该承受他们目前的境遇。

优绩主义伦理的核心是，成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可以获得的东西，“英雄不问出处”，你哪怕出身贫贱，“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赏。优绩主义其实本来蕴含着一种打破固定阶层、让社会流动的许诺，但现实情况是，它最终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理想。

桑德尔认为，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辜负了我们宣称的优绩主义原则，而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本身就有缺陷。优绩主义侵蚀着公共利益（共同善），它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它鼓励成功者深深沉迷于自己的成功，以至于忘掉了一路上帮助他们的时机和好运，同时也导致他们鄙薄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资格的人。结果，优绩制助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推动力。

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帮助没有文凭，但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改善生活上。

扪心自问：“我的成就是否源自我活在一个奖励才能的社会中，而这种才能恰好是我所拥有的？还是因为我只是幸运而已？”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会让我们变得谦卑。这种谦卑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公民美德。它驱使我们重新定义成功的观念，为我们超越优绩制的暴政，走向一种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

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会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从亚里士多德、美国共和主义传统到黑格尔和天主教的社会教义，都曾有丰富的贡献正义的学说，其基本理念是：“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按照这种传统，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被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需要”，而工作的尊严在于满足这一需求。如果这意味着过一种美好的生活，那么把消费当作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错误的。

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

这样看待成功，让赢家断定他们的成功是靠自己取得的，而让输家感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在用轻蔑的眼神俯视自己。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会充满愤怒和怨恨，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独裁式的民粹主义者吸引——民粹主义者严厉谴责精英并承诺以复仇的方式重新确立国家边界。

精英大学的申请人需要付出多年的艰苦努力，这几乎让他们完全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劳，如果他们达不到要求，那他们只能怪自己。 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也是对公民情感的腐蚀。因为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恩和谦卑。而没有感恩和谦卑，我们就很难关心公共利益。

没有人喜欢被人瞧不起，优绩至上的信念却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这类箴言是双刃剑，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人心，另一方面却令人反感。优绩至上的观念祝贺成功者，却诋毁失败者，即使在失败者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对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摆脱一种令人沮丧的想法：他们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他们纯粹是无能或没有努力追求成功。

技术官僚眼中的优绩提升了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阶层的声望，贬低了大多数工人的贡献，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还以这些方式重新界定了获得社会认可的条件。正是技术官僚治国的这一面最直接地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的两极分化、愤怒对抗。

关于上帝祝福的教义会让人们在好运面前保持谦卑，而不会像优绩至上主义那样，认为财富和健康都是自我美德的标志。

优绩至上主义不承认运气，也不承认恩典，想让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全权负责，认为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对我们所做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奖励或惩罚。这种思维方式颂扬了绝对的关于掌控和支配的道德，并最终助长了精英的傲慢。优绩至上主义让成功人士相信他们自己是在“做上帝的工作”，并瞧不起不幸的受害者，认为遭遇飓风、海啸、疾病是他们自己罪有应得。

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我的一些学生认为，即使美国梦与事实不符，重要的是不要传播这些信息，最好的办法是保护人们的想法不被搅乱，这样他们就会继续相信，只要持续发挥他们的才能并努力工作，他们就有可能实现阶层跃升。这会把美国梦变成柏拉图所说的“高尚的谎言”，这种信念虽然不真实，但可以诱导公民接受某些不平等现象是正当的，从而维持公民之间的和谐。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这是个神话，上帝创造了灵魂中有不同金属的人，赋予了神圣的安排，其中由哲学家国王领导的卫士阶级统治着城邦。[43]在我们这里，这也是个神话：在美国，尽管贫富差距很大，但即使是底层的人，只要努力就也能成功。

我们根据自己的希望和恐惧来认识世界。

真正的问题是工人的力量不足，而不是工人的智商不足。从事生产的人却无法要求分享他们的生产成果，拥有很多的人拿走的也越来越多。

当精英们把成败与获得大学文凭的能力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是在含蓄地指责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后者在全球经济中陷入了严酷境况。这样精英们也免除了自己推行的经济政策的责任，这些政策提高了大学文凭所能带来的工资溢价。

良好的治理需要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一种思考公共利益并有效追求公共利益的能力。但这两种能力在今天的大多数大学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是那些声誉最高的大学也是如此。最近的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判断能力（包括道德品质和洞察力）与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被精英大学录取的能力之间几乎没有关联。认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比那些资历较浅的同胞更善于治理国家的观念，是一种源于优绩至上的傲慢的神话。

阶层跃升话语一门心思把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答案，至少要对此承担部分责任。把大学文凭作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赢得社会尊重的条件，围绕这一理念构建政治，会对民主生活产生腐蚀作用。这样就贬低了那些没有文凭的人的贡献，助长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成员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把大多数劳动人民排除在代议制政府之外，并引发了强烈的政治抵制。

政策制定越是被描述为“聪明与愚蠢”的问题，就越有理由让“聪明”的人（专家和精英）决定事情，而不是让公民辩论和决定制定什么政策。

与贵族特权不同，优绩至上社会的成功带来了（经历奋斗）赢得一席之地的成就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英才统治社会下致富也比在贵族统治下做富人更好。 出于类似的原因，在英才统治的社会，贫穷会让人意志消沉。在封建社会，出生在农奴制家庭，生活会很艰难，但你不会感到要为你的从属地位承担责任。你也不会相信，你为之辛苦工作的领主是因为比你更有能力和更足智多谋而荣登高位的。你会认为他并不比你更值得拥有这些，只是他更幸运。 相比之下，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英才统治社会的最底层，你就很难不去想你的劣势至少有一部分是你自己造成的，这反映了你未能展现足够的才华和抱负来获得成功。一个允许人们向上流动并赞赏向上流动的社会，会对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做出冷酷的评判。

我并不比你更有价值，在道德上也配不上我所拥有的特权地位。我丰厚的薪酬只是必要的激励，以鼓励我和其他像我一样的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尽我所能。你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才能不是你的错，我有如此丰富的才能也不是我的功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部分收入被征税来帮助像你这样的人。从道义上讲，我不配得到这么丰厚的薪水和高级职位，但根据社会合作的公平规则，我有权利得到这些。请记住，如果我们在知道谁会降落在顶峰而谁在底部之前就考虑了这些规则，那么你和我会同意这些规则。所以请不要怨恨我。我的特权让你过得比原先更好。让你感到难堪的不平等是为了你好。

社会尊重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流向那些享有经济和教育优势的人，特别是如果他们在公平的社会合作条件下获得了这些优势。

把高等教育变成一场竞争激烈的分类竞赛，对民主和教育都是不健康的。

高等院校主导着现代社会分配机会的体系。高校授予的证书决定了能否获得高薪工作和有声望的职位。对高等教育来说，这一角色喜忧参半。高等院校成了精英抱负得以实现的中心，这赋予高等院校巨大的文化权威和声望。被名牌大学录取成为人们热切追求的目标，许多美国大学因此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捐赠收入。但是，把这些机构转变为英才统治秩序的堡垒可能不利于民主，也不利于竞争入学的学生，甚至对高校本身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为5%。但当申请人是校友子弟时，其录取率是1/3。[

声望通常是由被大学录取的学生的SAT平均成绩来衡量的，而且反常的是，也是由它们能够拒绝的申请人数量来衡量的。大学排名越来越多地依据其淘汰申请者的比例，而录取难度越高，学生反而越踊跃地申请。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parent”（父母）作为动词使用就变得普遍起来，当时，让孩子为学业成功做好准备的需要被视为父母的紧迫责任。

那些在精英遴选的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人，虽然得胜了，但也受到了打击。我在学生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跳钢圈的习惯很难改掉。许多人仍然觉得自己很有动力去奋斗，结果他们发现很难利用大学时光去思考、探索和批判性地反思自己是谁，什么是值得关心的。与心理健康问题做斗争的人数量惊人。

许多大学要求学生学习一些涉及伦理或公民主题的课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一流高校更擅长灌输技术官僚化的技能和导向，而不是推理和思考基本道德和公民问题的能力。这种对技术官僚化的技能与导向的强调可能导致了过去两代统治精英的失败，也导致了公共话语的道德贫乏。

人类根本的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

优绩制正在损害劳动人民的工作尊严。对那些能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的“大脑”进行估价，这台强调优绩至上的分类机器会直接贬损那些没有精英资格证书的人。这台机器会告诉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相比那些拿着高薪的专业人员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所做的工作更不受市场重视，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也更小，因此不值得社会认可和尊重。并且，这台机器让市场给予优胜者丰厚的奖励，而把给予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工人微薄工资正当化了。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所赚的钱反映了我们对社会贡献的价值”这一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并且仍在整个公共文化中不断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所赚的钱反映了我们对社会贡献的价值”这一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并且仍在整个公共文化中不断产生回响。

从公民概念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经济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并非消费者，而是生产者。因为正是作为生产者，我们才能够提高和锻炼自身能力去提供产品和服务，从而满足同胞的需求，并赢得社会尊严。

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根据这个传统，人类的根本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如果这才是过上美好生活的真正含义，那么把消费认为是经济活动的唯一根本目的就是错误的。

在市场化社会中，我们很容易把赚的钱与对社会做的贡献混淆，这种倾向很难避免。

我们应该鄙视一种只有打出本垒打才能逃脱的种族不公正制度。机会均等是对不公正在道德上的必要纠正，但这是补救原则，而不是美好社会的恰当理想。